当代诗歌的平庸:批判性、关爱性和艺术性的整体缺失

笔者认为，当今诗坛中人大都有意无意地忽略对当代诗坛弊病之根的宏观把握。以下谨就宏观方向分析当代诗坛的弊病。本文以为，这些弊病可以总结为:批判性、关爱性和艺术性的整体缺失。

凡有大成就的诗歌，基本.上同时拥有三个立足点:批判性、关爱性和艺术性。这不是对某一首诗的要求，而是对某位诗人全部诗作整体框架的要求，以及对某个时期全部诗人诗作的整体要求。同时拥有这三个立足点，才能撑起一个时代诗歌的辉煌，产生伟大的诗人。历史上各个辉煌的诗歌时代和众多有杰出成就的诗人，都可以印证这个规律。即使是我国最近一个有影响的诗歌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也同样能印证这个规律。而“朦胧诗”之所以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产生出诗歌大师，就是因为在艺术性这-环节未能做得更出色。

以下就批判性、关爱性和艺术性三个方面,分别与我国近二十多年的诗歌进行对照，分析当代诗歌平庸的原因。

其一、批判性缺失。从文学史来看，文学主流之一的批判现实主义，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世界，赞美高尚的人和行为，抨击落后的、丑恶的现象，并把他们上升为文学的高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写成文学作品。我国古代典型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近代的代表诗人艾青，他们作品的批判性极强。即使是文学的另一主流浪漫主义，也并不失去批判的色彩，像诗人李白、郭沫若的诗作，也明显带有“批判”的成分。其实文学上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审视和鞭策，但经历过特殊气候的国人容易把“批判”简单理解成“审判”、“ 批斗”，这是明显的误解。一片歌舞升平或一片黑暗描述都是文学的没落，作为文学明珠的诗歌，更应成为检验人类灵魂的明镜和指引道路的明灯。为创作出优秀诗歌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正确面对和认识世界。但我国二十多年来的诗歌，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就是诗歌从面对社会转变为主要描绘诗人个人的内心世界，被形象比喻为“心灵的舞蹈”。诗人以个人内心为立足点，以个人感受为写作半径，以个人情绪为着色剂，诗作带有明显的个人情绪甚至身体特征，失去了广泛性和客观性。虽然有部分诗人写出了少量有影响的作品，如翟永明的《女人》等，但这些组诗在新鲜感消失后,终因缺乏广泛的共鸣而渐行渐远。而某些新锐诗人，也写出了个别让人喜欢的作品，但这些诗都是他们出门透气时的感受，清新但过于零星，很快他们又把自己关起来剖析自己了。更有男女诗人用放大镜直接“观察’自己的身体，成为“身体写作”。过于个人化(不是个性化)的写作，加上心态和技术失去常态，严重伤害了诗歌、诗人、诗坛的形象，令人心痛。总的来说，二十多年来我国诗人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脱节，广泛性不足，难以产生共鸣，而批判性更无从谈起。

其二、关爱性的缺失。爱，从大方面说就是诗人的悲悯情怀，是对社会、人类、自然环境的关爱，也只有这些“大爱”，才能体现诗人的视野和胸怀。从上面对批判性缺失的分析可以轻易推出:二十多年来，我们的诗人至多是在玩弄爱情、自恋等“小爱”，不关心社会、不关注人类及生存环境。当被过分放大的“雕虫小技”放到整个社会这个大背景时，诗作的渺小就会暴露无遗，过份的苍白甚至让诗人自身悲观失望，又怎能感动世界，感动广大读者?没有“大爱”，就没有大境界，怎能写出众多优秀作品呢？更不用说取得巨大成就了!其三,对艺术性认识的偏离。二十多年来，我国诗人写作最明显的内部特征，从心态上说是“反叛”，从关系上说是“决裂”，从写作形式上说是“自创”，把“艺术的价值在于创造”理解为“全新的自创”，割断历史，否定传统，忽视巨人的肩膀，以“从零开始”为己任，痴心地标榜自己的“独创”，形同痴人说梦，被旁观者称为“凌空蹈虚”。上述风气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得到纠正，新世纪以来诗人们明显加速“回归”--回归社会、回归传统，这是一种好现象。但因为时间尚短，还有当今诗坛环境的清淡和微妙，艺术性的成熟还需要待以时日。

在艺术性方面，有一个问题是最让诗人们困惑和倍受争议的,那就是艺术的现代性。大家都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问题在于这二十多年来大家都争着探究诗歌艺术的现代性，以探究新形式为己任，写出了各种形式的现代诗，统称“探索诗”，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可惜的是却未见到“百花齐放”，总体上只见乱哄哄的热闹。从我国诗歌发展史看，“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表现形式是发生了变化，但艺术的核心并没有改变，更没有颠覆，包括从旧体诗的对仗、押韵到新诗的长短不一、不押韵，诗意、诗美并没有改变，只是在外在形式上(主要是在句式上)增加了现代性而已。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时尚元素来丰富、充实诗歌,但绝不是把审美变为审丑,把流畅变为晦涩、把可读变为艰深，以为这样就叫现代诗。正是我们当代诗歌的批判性、关爱性和艺术性整体缺失，才造成当代诗坛的平庸和苍白。如何重振诗歌雄风?笔者认为:我们的诗人既要“人乎其内”，更应“出乎其外”，清醒地认识批判性、关爱性和艺术性的基础性作用，并用实际行动去实践。只有当诗人把目光从注重自身重新投向世界，用心去爱这个世界，又理性、客观地审视社会，日益提高诗艺，才能建立自己的诗歌成就，成为诗坛的“树”;而当诗坛的“树”越来越多，形成‘森林”，当代诗坛才能富有生气和广泛的影响力。

作者：沈达明

来源：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