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论诗：为什么好诗人总与他们的时代“有仇”？

如果在当代民众中做一项有关好诗和劣诗的调查，可能大多数人会把好诗的特点说成诸如：语言精炼，意境优美，既通俗易懂又意蕴深刻等等特点，而劣诗的特点也无非，佶屈聱牙，抽象晦涩，乖戾肤浅，故弄玄虚，等特点。但事实上，前者未必就比后者被它们的时代所欢迎，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前者往往是被遮蔽掉的对象，这要看好诗人出生时代以及那个时代诗坛的总体生态环境如何。比如陶渊明的诗风正是通俗流畅，恬静优美，但却被他的时代所遮蔽，但韩愈的诗歌特点是，险怪诡异，奇绝晦涩，反而被他的时代接纳，排在唐宋八大家第一位。但如果单纯说这是时代因素使然，恐怕也不对，李白、杜甫的诗总体也是雅俗共赏，但直到他们的晚年才逐渐获得当代官刊的认可。国外这种例子也不少，史蒂文斯的诗也是既通俗易懂又意蕴深刻的智性诗（和晚其几十年后的超现实主义后现代基本一脉），也是生前籍籍无名，而因大量用典诗风偏晦涩抽象的庞德、艾略特，生前便是那个时代的诗坛泰斗。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毫无疑问，单从数量来说，是一种偶然现象，但这也是一种不断重复发生的偶然现象，几乎每个时代都时有发生，这说明，这些偶然性中也掩藏着一定程度的必然性。但若将其视作必然性，那将得出更加荒唐的结论——优秀诗人和他们的时代是“有仇”的，与他们时代的话语权机构是“有仇”的，那如何解释这两个无厘头的“有仇”呢？

思想激进——与动荡的时代“有仇”。

为什么优秀诗人会和他们时代“有仇”，因为他们的眼光比同时代诗人看得更远，当大多数人关注眼前现实时，他们可能已经关注到了当前现实的未来，当大多数人盯着当前现实的正面赞美时，他们可能已经关注到了当前现实的阴影，用诗人西川的话说，优秀诗人会把眼前现实纳入历史现实来处理。试问，这种与当代“相克”的思想又如何被他们的时代接纳呢？比如朦胧诗一代，当“歌德体”盛行之时，他们不但没有对时代歌功颂德，反而采取的是抵制、抗争、鞭笞态度，他们被那个时代遮蔽被迫转入地下民刊便是情理之中了。如果“文革”再晚结束几年，可能我们到现在也不会知道北岛、舒婷们的名字，那一代人就当真被时代遮蔽了，因为中国近代诗歌史本就是三十岁之前诗人的成名史，年龄一超，过期作废。

优秀诗人与时代“有仇”看似一种偶然现象，实则是一种一直在重复发生的偶然现象，几乎每一次朝代更替、政治事件都将遮蔽到一部分“反时”诗人，只不过除了眼前我们所熟知的例子，很难找到例证罢了（文学史不记载的我们无从考证）。

风格迥异——与诗坛主流风格“有仇”。

假如优秀诗人与时代“相克”是因为他们所处时代正值局势动荡时期造成的，那和平稳定时期呢？是不是就不相克了？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诗歌艺术是由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两部分组成的，因思想激进与时代相克可能被遮蔽，若他们文本所涉及的题材、体裁与时代主流风格相背，也同样难逃被当代话语权机构遮蔽的命运。所谓主流风格对于皇帝时代来说，就是当权者的风格，因为科举考试本就以诗赋政论为主，大部分文官都是诗歌爱好者。比如，前面提到的诗人杜甫，当一代达官贵人打着“中产阶级饱嗝”吟风弄月，或痴迷佛老研究纵情山水时，杜甫却是以代言黎民疾苦为己任一副苦大仇深的摸样，大干给时代脸上抹黑的“坏事”，与其同时代诗人的“休闲体”格格不入，试问，“三吏三别”这样的诗又怎么能讨代表皇帝口舌的编撰者喜欢呢？

其实，当前代表体制内主流风格的“鲁奖”又何尝不是呢？到目前为止，所有鲁奖诗人中未见一个鲁迅样的思想斗士，基本都是些无任何思想高度的小抒情诗人，几乎清一色“温吞水”（谢冕语）风格，民间诗人大都与此无缘。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比单纯的人脉奖、人情奖更可怕，因为后者只是现象，前者则是更难改变的潮流。

写的太好也不行——与编辑、评委“有仇”。

假定以上两点都是诗歌史正常发展时期的“正常仇恨”，其他时代的优秀诗人只要面临以上两种“仇恨”就够了，当前时代的优秀诗人则不得不面临第三种仇恨——与当代编辑、评委之间的“不正常仇恨”。

为什么在历史上其它时代诗人与编辑的“仇恨”是正常的，而当前却不正常？很简单，古诗词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史，相对成熟的审美标准已经约定俗成，除了《诗经》之前那段的发轫期，基本上每个时代的诗歌编撰者都是合格的。但新诗目前还处在摸石头过河的摸索期，相对统一的鉴赏标准尚未确立，诗歌的好与坏只能凭借编辑、评委的个人好恶来判定，受编辑评委自身质素的差异性影响，这难免出现李逵和李鬼并排而坐的现象。因为，这个团队并不是靠文本优胜劣汰自然生成的，而是诸多偶然性因素促成的，甚至一些与诗歌无关的人也莫名其妙的成了编辑、评委，这样人当然与李白、杜甫、苏东坡与里尔克、泰戈尔、帕斯、米沃什、沃尔科特、特朗斯特罗姆们是“有仇”的。

那么，有什么根据说当前中国的编辑、评委是不合格的？当然有啊！很简单，这世上一共有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深入浅出三种风格（浅入深出属于“玩诗歌”可忽略），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都是以“深入浅出”风格为主，其他两种为辅，因为，诗歌的进化就是按照：浅入浅出——深入深出——深入浅出这个顺序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讲便是诗歌的“天理”。但我们当前诗歌话语权机构的掌控方向却是以深入深出、浅入浅出为主，专门遮蔽深入浅出的诗，还有什么理由说他们合格呢？

形成诗人创作风格的主要有三个因素：才气、履历（重点是所经苦难洗礼。）、学问，只有这三者搭配均衡时，才能抵达深入浅出型风格，这是无可争辩的最高阶段；当学问大于才气、履历时，因为少了情感汁水的滋润，多倾向于干瘪晦涩的深入深出型风格；但当学养严重不足时，作品也往往丧失高度，多呈浅入浅出型风格。

学者、教授当评委——深入深出者获大奖。

也许在古诗词时代或西方国家不写诗的学者教授是可以当评委的，因为他们可随时找到前代成熟文本相互印证，但在中国诗坛当前却是不适合的。因为，新诗一直在发展探索之中，可能每隔三、五年左右（西方成熟国家20年左右）就能踊跃出一批出色诗人，仅仅靠过往经典印证很难确认他们，甚至越是靠前的名家经典，学徒期症状越是明显，若拿此来印证，仿佛跟照着落后角色选先进差不多。比如传说中的大评论家谢冕，任何一次讲演都念念不忘朦胧诗、海子，他所讲的所有好诗特点，其实就是北岛、海子两个人诗歌的特点，在他眼里好诗除了这样的，别样的根本不是。

那么，让学者教授当评委就只能是一个结果了——深入深出型独领风骚，只有这样才显示他们有文化、有知识，高深莫测，曲高和寡，那么，每次诗歌大赛，只要看看评委名单就知道大致结果了。实际这些获奖者名单根本不是砖家叫兽们用眼睛看用脑子思考出来的，而是用鼻子嗅出来的，比如，前不久评的什么李白诗歌奖，获奖名单还未公布之前，很多诗友便将洛夫、于坚、西川、沈苇、欧阳江河、杨炼六人的名字提前猜得一个不差，可见砖家叫兽们这种用“用鼻子评奖”的方法已经广为人知家喻户晓。

尽管不排除深入深出型诗歌中也有好诗，但当前的学院派诗人却不行，他们的“深入深出”是因学问过剩，情商不足造成的，根本无能力把那些抽象化思考转化为形象化的场景，就好像少了一道深加工工序。读者要想充分理解那些诗，必须先烧香磕头请那些邪魔出来附到身上，方可把那些邪魔附体般的浪漫主义梦呓弄明白，因而对读者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此类诗歌我点评过多次（尤其杨炼、欧阳江河的诗），在此不再赘述，可参阅本人《落后性不是中国性》等文章。

口语诗人当编辑——浅入浅出唱大戏。

一个诗人的写作水准跟鉴赏水准是成正比例的，写作水准高眼界必高，反之亦然，所谓的眼高手低、眼低手高都是相对的。对于高水平编辑，即使面对一大堆诗作，诗人也都像穿着制服一样，一眼可以看出他的等级（奥登），但对于一般编辑呢？尤其写口语诗出身的编辑，要从千万首诗歌中选出好诗，无疑是千难万难。于是，他采取的只能一种办法——猎奇，选取的大都是一眼看上去就另类的，奇特的，这类似看戏时专门盯着那些身着奇装异服者不放，他们不知道这些只是舞台上的小丑罢了。

真正的好诗从来都不是表面上显山露水的，反而是绵里藏针含而不露的，他们不愿意让读者一下子就看到他的内心，读者必须经过深入思考才能领会，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回味。好诗歌就仿佛聪明的女人，她们明白，被人轻易就得到是不会珍惜的，那些习惯于招摇卖弄风骚的，可能是个妓女。

我们不妨看看《人民文学》、《中国诗歌》的获奖诗：

《无所诗1》

青山从不装模作样，你向青山学习
月亮从不装模作样，你向月亮学习
小鸟从不装模作样，你向小鸟学习
黑猪从不装模作样，你向黑猪学习
死人从不装模作样，你向死人学习

《无所诗2》

做了一次爱，酒醒之后忘记了。做了什么，爱了什么
它的色声香味触法
还有以前吃过的菜，喝过的茶，青山面前陡峭的悲伤，撕裂开的拥抱，身上的古人，苦，切齿，独对皓月，压住的恶毒
皆如电闪

《无所诗3》

路上，某说“鸟飞天空，冷不冷？”
某某说“我若长羽毛，可以忘记过去和未来”
黑鸟巢，虚幻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高速路上的一闪

《无所诗4》

夜宿观音洞，暖气烧得这么好，我怎么可能比王维
山又这么大
写诗做什么

（第二届《人民文学》年度诗歌奖作品，选前四首）。

《柴米油盐醋》

一见到火就干干脆脆扑上去的柴
那才叫柴
偷偷摸摸做成熟饭的米
那才叫米
星星点点比眼泪还要稀罕的油
那才叫油
别人故意撒在伤口上的盐
那才叫盐
两口子之间争着抢着吃的醋
那才叫醋

《二爷又喝醉了》

二爷吐了
狗儿吃了

狗儿吐了
猫儿吃了

猫儿吐了
雀儿吃了

雀儿吐了
风儿吃了

《三只狗》

三只狗白天一块去追一片鸡毛
晚上三只狗又一起汪汪汪
咬一片月亮

三只来自村里三家的狗娃子
真正是吃饱了没事干不能消化

三只狗一只是张狗蛋家的
一只是赵狗剩家的
一只是高狗狗家的

（第一届闻一多诗歌奖，十万元大奖作品节选）

毫无疑问，这些诗都是浅入浅出型的，主要原因是作者学养严重不足，虽然有一定的底层生活阅历，但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道）不出”，无法把这些现象升华为普遍性理性，只能对理性的皮毛进行“戏谑式解构”，虽乍看起来恨奇特，却无根骨，他们的所谓新奇充其量就是小猴子的翻跟头，小猫的拿大顶罢了。

选出这样诗歌获大奖，只能说明《人民文学》、《中国诗歌》的编辑、主编是一对活宝，除此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搜了一下针对这两组诗歌的网上反馈，最文明读者的评价是两字“草包”。那么，编选这两组诗歌的编辑评委该如何评价？我也给他们一个文明评价吧：“伯乐的儿子”。（据说，伯乐临死前把选马的六字真谛传给了儿子，“矮额头，低日角”，但有人请伯乐的儿子选好马时，他却捉了两只青蛙。），西川说要警惕太像诗的诗，这对活宝就认为，只有矮额头，低日角的青蛙不太像马，就捉了两只青蛙当千里马了。我想提醒两位“伯乐的儿子”先生一下，选好马，首先是马，选好诗，首先是诗。太像诗的诗不一定是好诗，但李白、杜甫、沃尔科特特、朗斯特罗姆们的诗也隐藏其间，披沙寻金是需付出必要代价的，而太不像诗的诗，则可能根本就不是诗，自然谈不上什么好与坏的问题。

深入浅出，游离诗坛之外。

所谓“深入浅出”，简单说就是言简意赅，形式呈现通俗，内容意蕴深刻，大多时候是客观化无我之诗。因这类诗歌必须是才气、学养、履历三者兼备诗人方可写出，因而多在民间出现。因为体制内诗人大多生活一帆风顺波澜不惊，很难有对生存苦难的深刻体验，但民间诗人又如何有条件去搞人脉呢？因此，这类诗歌若不是体制内名家写的，很难有出头机会。

苏东坡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按照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肯定”和“辩证肯定”必然有某种相似性，那么，“浅入浅出”和“深入浅出”在皮毛上必然也是相似的，这是此类诗歌容易被遮蔽的主要原因。

这两首皮毛相似的同题诗比照一下吧：

《雨夹雪》

春雷响了三声
冷雨下了一夜
好几次我走到窗前看那些
慌张的雪片
以为它们是世上最无足轻重的人
那样飘过，斜着身体
触地即死
它们也有改变现实的愿望，也有
无力改变的悲戚
如同你我认识这么久了
仍然需要一道闪电
才能看清彼此的处境

《雨夹雪》

雨夹雪下了一夜
我却梦见两人在吵架
一个说，世界是黑的
不信，我素描给你们看
一个说，世界是白的
不信，我写意给你们看

清晨起来，白茫茫一片
那山、那树、那河流、那街道
比白更耀眼
原来，我昨夜梦见的是俩画家
写意的那个又赢了
他画的白，再次被大地发表
写实的那个，又输了
他画的黑，再次被黑夜屏蔽
他忘了，在黑上画黑是看不见的

这两首诗单在外表上看是差不多的，都是语言朴素平白，内容通俗易懂类型的，但内在能指上却是相差千里万里的。一个只是正面对着眼前景物发了几句惯常感慨，作者想说的话想抒的情基本都在文字表面说尽了，仍然和抒情散文区分不大，没有任何思想落差，但这个却被选进了诗刊的中国好诗歌；另一个却是言在此，意在彼，不是雨和雪在吵架，而是耶稣和孔子在吵架，在中国当然每次孔子赢，将诗引向了博大幽远的无人处，也就是穆顿所言的，读者进来时是一个人，出去便成另一个了。而直来直去和曲径通幽，也正是浅入浅出，深入浅出两种风格的根本区别所在，一首诗必须留下让读者可以展望的“空白处”，这样他们将和作者一起完成这首诗的最终使命。

深入浅出型诗歌被这个时代遮蔽的原因是，中国当前的话语权机构的两极都和他们“有仇”，砖家叫兽本身都是有学问没情商和思想的人，即使文本有思想，他们也没能力发掘出来。因此，为了显示他们有文化，只能照着那些文字表面晦涩玄乎的黔之驴下手，而那些假寐的老虎，都被他们当作病猫了。而口语诗人当编辑，又过于喜欢热闹，又太执着于文字变面的另类和出奇，但真正的好诗歌又是“磨砂型”，“亮光”都被作者有意打磨掉了。试问，这两种人士掌控话语权的诗坛，好诗歌出路又在哪里呢？恐怕你即便是一代天才诗人毛泽东，只要不是身居领袖之位，也会被他们遮蔽掉。

毋庸讳言，当今诗坛正离读者越来越远，“断裂”的鸿沟也越来越宽，虽不排除受消费时代冲击的客观原因，但诗坛自身发展方向发生偏移的主观原因也是不能忽视的，当代的话语权机构已无法提供他们爽心悦目的精神食粮了。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民众呼唤高雅精神产品的日子也迟早会来。而深入浅出型诗歌正是修复“断裂”的那一块跳板，因为深入深出型无法广泛传播，而浅入浅出型，寿命过短看完既忘，这些先天痼疾决定了它们无法改变的命运。

作者：鹰之

转自微信公众号：鹰之论诗

读后受教！

鹰之诗评真心不错，写的诗不像他说的如此这般模样！

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诗也如此。守知探道，风雨前行。

鹰之的诗评受益匪浅，深入浅出终会出彩！有意境，深刻，优雅的诗，会有光明未来！

透彻，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