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如何评价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一生狂傲自负，许多时候不遑谦让，此正是强者人格之自然呈现。但是，毛也有平易谦逊的另一面。阳刚与阴柔，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也正符合毛笃信的辩证法。那么，毛在哪些方面自傲自负，又在哪些方面谦逊不让，继续考察下去，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真正强大的方面，毛很是谦虚；倒是不怎么强大的地方，毛反而颇为自负。此种现象，大约也是强者人格之必然体现，他们赋性倔强，不服输，不信邪，总会是穷且益坚，愈挫愈奋。

      比如，经济方面，今天已是比较清楚了，毛基本上不在行，不惟不懂西式经济学，便是社会主义视作圭臬的计划经济的经济学，毛其实也不怎么懂，即使懂了一些，也不想照此办理。群众运动加阶级斗争，即是毛式经济建设的不二法门，全然是经济的政治学搞法。按照常理，毛在经济方面大抵可以谦逊一些，可是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毛有时会有些许的谦逊，更多时候却是当仁不让复亲自挂帅。大跃进发动之初，大约是1958年上半年吧，当着谭震林和田家英的面，毛拍了桌子说：“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3，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而文化方面，毛很懂很强大。他一生都在打“文化牌”，也一直在搞“文化革命”。诗词属于文化一类，也是毛的强项。毛诗词方面的自我感觉如何，不好妄作推测，但可见的材料，显示的主要是谦逊的气度。他说自己的一些诗词“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致臧克家等》，1957年1月12日，见《毛泽东诗词集》，页224，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或者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作为史料，是可以的”（《词六首引言》，1962年4月，见《毛泽东诗词集》，页248）。又说，自己的某些篇什，“主题虽好，诗意无多”（《致胡乔木》，1959年9月7日，见《毛泽东诗词集》，页244）。还有，众所周知，毛的不少诗词总要请人作些修改，有的还修改过不只一次。

      对于毛的诗词，吹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就像昔日所做的那样，固属虚妄，但平心而论，说毛乃诗词上的行家里手，说毛诗风度不凡，卓然成家，差不多已成公论吧。可是，还是有人不以为然，他们对毛诗颇多非议。胡适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反毛诗反得尤其厉害的一个。

      毛诗一直不曾集中发表过，主要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战火纷飞的年代，除了重庆谈判那一次策略性地亮出了《沁园春·雪》，其他日子，都不是论诗赏诗的好时候。建政后的最初几年，立足未稳，复又除旧布新，大刀阔斧的动作，一个接一个，诗词余事怕是难以顾得上了。何况革命在日趋激进中展开，一切旧形式都在被革命之列，带头公然玩赏旧诗词，自然与革命时尚颇有扞格。待到1956年，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大功告成，毛这才松了一口气，革命的节奏亦随之主动地和缓下来。“双百”方针提出来，昔日禁演的旧戏复活了，不同的观点在争鸣，一些刊物在创刊，看上去到处都是宽松的空气。1957年1月，《诗刊》创刊，在主编臧克家为首的一干诗人的特邀之下，毛诗盛情出场，高调亮相，一下子就集中发表了18首。彼时，毛实已定下“阳谋”之计，欲趁已有的松缓局面继续鼓励“鸣放”，以收“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之奇效。自己以身示范“放”出旧形式，正可以促进“引蛇出洞”工作的更好开展。

      毛诗18首刚在《诗刊》上发表，《人民日报》紧接着又在1月底分两次刊发了词10首。进入1958年，毛斗志昂扬，诗情澎湃，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一面为与会者印发了古人咏四川的诗词选本，一面号召各级干部大力搜集民歌。他认定中国的新诗尚未成形，“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而新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毛主席论文艺》，页260，1967，无出版单位）。同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此是大字刻印线装本，天头甚宽，煞是清爽。

      胡适身在美国，心系大陆，总在密切注视那里的新动向。几年来，大陆对于胡适的批判几乎未曾中断过，至1955年前后达至鼎盛。所有的批胡文章，据说胡适都看过，竟然没有发现一句有真理性含量的话。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自然令他牵挂，尤其是自1957年上半年以来，胡思杜音讯全无，胡适愈益感到凶多吉少。现在到了1959年，毛泽东与胡适，彼此都未曾忘记对方。4月的一天，毛读到了三个消息而不得入睡，其中一个即是“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见竺可桢日记，1959年4月15日，《竺可桢日记》第四册）。稍早， 1959年3月11日，胡适见到文物社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这一天的日记里，胡适写下了读后感，下了“真有点肉麻”的断语。那一首“答李淑一”的《蝶恋花》，胡适尤为反感，竟说“没有一句通的”。他还在日记里抄录了这首词，随后又记云：“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见《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华裔史家何炳棣，也曾在其自传体著作《读史阅世六十年》，述及胡适对毛诗的评价。1958年，何氏将毛的两首《沁园春》（“独立寒秋”和“北国风光”）翻译成英语，又写了一篇序文，刊于加拿大《皇后季刊》夏季号。何氏并未把抽印本寄呈胡适，但另有人传给他看了。1960年8月18日，何氏往纽约拜见胡适，谈话中，胡适提及何的译诗和序文，语含责备，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更接着说，毛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双方不让，胡忽然用英文说：“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20-321，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

      所谓“薛蟠体”，不外乎是肉麻乃至下流，恐怕不只是格调低下的问题。那首“答李淑一”的《蝶恋花》或许还能沾点儿边，至于两首《沁园春》，词格豪壮沉雄，无论如何与“女儿悲”、“女儿乐”之类搭不上界。胡适显然是偏见过甚。再有，胡适苛责《蝶恋花》的押韵，固然有理，却分明是看小了毛泽东。此点押韵知识，毛应是懂得的，只是他不愿损伤情感之发抒以迁就词法。这个时候，他是自我作法，或者我即是法。胡适理应明白，像毛这样的人，法式是罩不住的。政治上“无法无天”，作诗又岂能遵纪守法？

风行毛时代，天下无神论

南阳堂 发表于 2014-6-22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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