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萧乾本为文学至交 后在“文革”中交恶

[摘要]萧乾撰文总结出他与沈从文的交恶，原因之一是萧乾在沈从文与丁玲闹翻后，丁玲在多个公开场合，毫不留情地抨击恩师沈从文，但萧乾仍然与丁玲保持密切来往，没有划清界限。

左起：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作者彦火，又名艾火，原名潘耀明。香港知名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8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 ——萧乾

1、以“乡下人”为文学启蒙老师

萧乾是名记者、名编辑，也是小说家和翻译家，这已经是人们公认的了。

萧乾的文学道路，第一位恩师是沈从文。1931年萧乾在北京辅仁大学与安澜合编《中国简报》，经国文课教师杨振声介绍，去采访沈从文。沈从文十分欣赏这位勤奋、进取的文学晚辈，从此成为文学至交。

这期间，沈从文经常给萧乾写信，讨论文学问题，大都用“乾弟”这个亲昵的称谓。

萧乾年少时已立志当作家，以此作为人生目标，所以他经常骑自行车去向沈从文求教。

一向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也希望萧乾保持“乡下人”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

沈从文还把自己对写作的严谨态度和对文字运用的技巧和心得，传授给萧乾，并告诫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萧乾对此有深刻的认同和体会，他曾说过：“字不是个死板的东西。在字典里，它们都僵卧着。只要成群地走了出来，它们就活跃了。活跃的字，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

他还服膺沈从文的写作动机：“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

2、经恩师发表成名作并成为职业记者

沈从文对萧乾厚爱有加，曾主动提出来，要求萧乾提交短篇小说给他过目。

萧乾在这番鼓励下，认真写了一篇叫《蚕》的短篇小说，寄给沈从文。三个月后，这篇小说在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公报》副刊刊登了。萧乾发现，刊出的这篇文章曾经沈从文细心修改过，他把别字誊正了，把虚字去掉，这对萧乾是一个激励，也是鞭策。萧乾后来写道：“……但从那以后，我把别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对赘字养成难忍的反感。学着他那简练的榜样，我少用‘虚’字，少说无力的废话。自然我还不行，我仍得努力下去的。”

后来一代才女林徽音读了这篇小说后，还通过沈从文约见了萧乾。可见《蚕》是萧乾的成名作。

1935年7月，萧乾刚大学毕业，也是由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推荐萧乾进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其后兼任旅行记者。

沈从文还为萧乾的短篇小说集《篱下集》亲自写了《题记》，其中有热情洋溢的话：“他(萧乾)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沈从文与萧乾联名出版了文艺书信集《废邮存底》，无形中也提升了萧乾的文学地位。

后来，萧乾因“八一三”《大公报》缩版遭遣散，往后生活费也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给予补助的。

凡此种种，都可说明沈从文对萧乾的恩重如山及无微不至的关怀，已超出一般师徒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文革”后期。

可是，我在萧乾早年赠送给我的作品，包括萧乾与夫人文洁若写的相关萧乾传略，对沈从文这段恩情却只字未提，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3、“文革”中在政治上划清界限

萧乾与沈从文之间的纠葛，外人讳莫如深，直到2001年12月萧乾发表了那一篇题为《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的文章，读者才恍然大悟。

此文写于1999年，萧乾当时已缠绵病榻，并叮嘱其妻文洁若待他身后才发表。到了萧乾逝世后两年，文洁若女士才把文章托人捎给我，嘱发表，遂由《明报月刊》于2001年12月号登载。萧乾在文章中记述了沈先生与他深厚的师生情。

萧乾自称是沈先生带他进入文艺界的。文章开首便写道：“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师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过的笔迹。”

同一篇文章里，还特别提到萧乾在“文革”末期，曾为自己及沈先生的住房问题向有关当局作过呼吁，沈先生却不领情。萧乾写道，在一次两人相遇时，沈先生“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

据萧乾事后分析：“沈从文对我说‘我还要申请入党呢’，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事。我不相信他真的想申请，只不过是用此话来表明，他没有像我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在政治上占我的上风。”

4、与丁玲的关系或为交恶关键

萧乾在上述的文章总结出他与沈从文的交恶，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是萧乾在沈从文与丁玲闹翻后，丁玲在多个公开场合，毫不留情地抨击恩师沈从文，但萧乾仍然与丁玲保持密切来往，没有划清界限。对此，萧乾的解释是，他与丁玲有密切的工作关系：“1983年6月，丁玲大姐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谈工作，相处融洽。”

其二的原因较为曲折和复杂──

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萧乾认为文艺界将迎来开放的春天，发表了题为《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文章。

文章援引西方的名句为例：“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希望共产党人事部门对知识分子放下心来，健康地开展‘鸣’和‘放’的工作。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萧乾无疑成为被引出洞的“傻蛇”，很快被扣上“右派”的帽子。

萧乾在发表文章同时，还曾鼓动沈从文“鸣放”，所幸沈从文没有为其所动。如果他像萧乾天真地写文章，最终肯定也会被打成“右派”。

沈从文一生对政治都是十分淡泊的，他于1949年便主动要求进故宫博物馆当一名讲解员，专心研究古代服饰，可见他大隐隐于市的心态。

然而，在中国那段政治禁忌如影随形的日子里，沈从文为了自保，难免也被迫说出违心的话、做出违心的事。

据萧乾透露，沈从文1957年在文联大楼曾公开批判萧乾，他“竟把我（萧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编了八期的《中国简报》（这原是一份朴质地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耸人听闻地说成是萧乾‘早在三十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

5、晚年欲和解孰料缘悭一面

还可提供两个旁证：

由沈从文的女助手王亚蓉女士撰的《从文口述──晚年的沈从文》一书中，对沈萧的关系也略有涉及，提到沈从文对萧乾与丁玲的来往也颇有诟病。

沈先生的另一位得力助手、考古专家王予予在接受访问中也提到，沈先生对萧乾有意见，一说到萧乾就生气。沈先生还对家人说，在百年之后，不让萧乾参加他的身后事，“不准他沾边儿”，还写了长信“责骂”萧乾。王予予看过这封信，认为其“措词之严厉是不可想象的”。

那是人性扭曲的年代，也许就沈从文而言，心中明白，萧乾与政治扣得很紧，注定倒霉。一场“反右”运动，已把知识分子整得死去活来，所以他不愿与萧乾走得太近，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政治的原因，也使沈萧这段可歌可泣的师生关系受到了严重污染。但据萧乾在同一篇文章透露，他与沈从文在晚年已达致和解。

萧乾写道：“1988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去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

我们倒希望这两位中国文坛巨匠，在没有政治阴影的天堂，能够冰释前嫌，重叙师徒之情，握手言欢。

——作者【羊城晚报】彦火

匠人已去，悲剧谁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