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作品如电流，贯通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钱念孙


文学与生活的互动关系还表现在一些经典作家的居住地及作品所描写的重要生活场景等，被保留修缮或模仿重建，成为某些城市、乡村的响亮名片和金字招牌。图为影视剧《白鹿原》拍摄地陕西蓝田县前卫镇白鹿原影视城。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人生的最大遗憾，莫过于生命的一次性和生活的不可重复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既表明世界始终处于变化运动之中，也说明人的经历具有时不再来、即过即逝的特点。

作家与一般人既同也异：他的现实生活与众人一样，持的是一次性的船票，会像孔子那样面对滚滚流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慨叹；但他的创作生活能够超越客观时空的限制，对时过境迁、一去而不复返的日子按下暂停键或恢复键，以自己选择的节点和时段，在作品里踏上新的生活旅途。文学创作，可以说就是在作品里重新生活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可以说，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的过程，把生活咀嚼透、完全消化的过程，就是在作品中重新生活、再造生活的过程。

1.作家在重新扬帆远航的生活航道里，洞开一片让人豁然开朗的新天地

三百六十行中有文学这一行当，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的演进历程。文学起源于人的劳动实践。鲁迅先生说过：“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传说反映黄帝时代狩猎过程的《弹歌》写道：“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些大概属于文学的“自在”阶段，即自发咏叹、没有很强目的性的阶段。

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也就是《诗经》选录作品、逐渐成书的年代，人们创作诗歌已明显步入“自为”层面，即带有预设想法、具有较强目的性的层面。《诗经》中的诗篇，不论是开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是其末章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前者歌吟男女恋情，后者称颂先王武功，主题和目的均显而易见。至于《七月》反映下层人民终年艰辛劳动，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伐檀》责问不劳而获者“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慨更是昭然若揭。因此，《尚书·舜典》概括文学的特点说：“诗言志，歌咏言。”《汉书·艺文志》进一步解释道：“‘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其实，文学之所以具有言志抒情的特质，之所以可以发挥“观风俗、知得失”的作用，关键在于人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为生命的一次性感到不甘，因而借助文学作品对过往生活进行回忆、品味、再现和自警，以弥补人生棋局无法反悔、落子即为定案的遗憾。作家在作品中重新生活，并非以复现既往生活的原貌为能事，而是不管他是否出于自觉，都要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融入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验、感悟和认识。受语言表达功能和创作主体把握世界能力的影响，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生活，必然是经过作家选择、淘汰、提炼、加工过的生活，因此重新生活也是重构生活和再造生活。

对此，许多作家都有深切体会和共识。王蒙早在1953年创作处女作《青春万岁》时，其序诗开头就写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这里的编织日子，也就是重新生活，或者说再造生活。2020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对我来说是什么？把我所珍惜的、所感动的、所热爱的一天一天日子镌刻下来、书写下来、制造出来，然后你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了那些日子一样。这样我不光是过了这个日子，我还爱了这个日子，还想了这个日子，还写了这个日子，还描画了这个日子，我还反复琢磨、咀嚼、消化、整理、梳理了这些日子，在某种意义上挽留了这些日子。”

由文学挽留下来的日子，或者说经过文学咀嚼、消化、梳理过的日子，既保留和洋溢着生活五光十色的客观色彩，又饱含和浸润着作家对生活感时伤昔的主观情怀。人虽然不能改变既往生活，却能够对过往的成就与荣华、不足与缺憾进行分析总结，以前车之辙作为后车之鉴，不断调整和修正未来生活之路。作家就是以语言塑造形象的方式，对既往生活感悟剖析、对未来生活憧憬设计的工程师。人类的进化发展史，尽管时常遇到坎坷和曲折，但克服困难砥砺前行的步伐从来没有停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来没有止息。文学表现生活，理应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与他人、历史与现实、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关系，给人以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勇气、智慧和激情。如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文艺家作为文艺火把的点火人，传扬真善美、贬责假丑恶，是不言自明、不可推卸的天职。这用传统文论的话语说，也就是要发挥“文以载道”的作用。从刘勰的“文以明道”说到韩愈的“文以载道”说，其实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只是由于一些人的误读和滥用，让它有时散发出浅薄说教的气味。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把握“道”。如果把“道”看作世道人心和人生世事的道理，文学就绝不能离开也无法离开“道”，正如人不能须臾离开灵魂和思想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作家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有“道”之士，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在自己重新扬帆远航的生活航道里，洞开一片让人豁然开朗、激动不已的新天地，从中可以看到成功与失败、喜悦与悲伤等万千气象，以及乱花迷眼纷繁世界中可行的途径和方向，让读者收获一种更加有意义、有趣味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启迪。

这或许就是文学存在的永恒价值，也是作家创作的魅力所在。

2.“想象虚构、感情用事、以小见大”：作家再造生活的三大路径

对于社会生活的体察和解读来说，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科学家等均与文学家一样，都是充当“事后诸葛亮”，对既往生活进行描述和阐释。比较而言，科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钻研和把握社会生活的态度是力求客观的，表述方式是理论抽象的，即尽量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抛开，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待研究对象。文学家与此不同，其创作虽然在主题构思、谋篇布局等方面也需要理性思考和抽象思维，但具体描写社会人生及大千世界，不仅需要带着浓厚感情深入了解和体察表现对象，而且要以形象化的方式塑造和呈现表现对象。如果说，学者探究社会人生一般持冷静、客观的立场，那么，作家反映社会人生则多半采取移情、主观的态度。如果说，学术研究主要运用归纳事实、抽象说理的逻辑思维，那么，文学创作则更多依靠描绘形象、以情动人的形象思维。文学创作运用形象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根本特征，以及它区别于学术研究的思维特点，赋予作家再造生活的三大“特权”。

一是“想象虚构”。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事都存在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学者观察研究社会人生不能摆脱客观时空的限制，必须依据实事求是原则，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文学创作来源于社会生活，一方面要立足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生经验，另一方面需要超越客观事实，用合理的想象和虚构来打动人心、表现生活。《三国演义》描写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期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斗争兴衰史，虽然全书大体轮廓、基本线索、主要人物及重大事件等，与《三国志》等历史典籍记载较为一致，但也有不少地方纯属虚构，如“王司徒巧使连环计”“献密计黄盖受刑”“七星坛诸葛祭风”“关云长义释曹操”等，这些精彩动人的情节在史书中并未记载，几乎全是向壁虚造的。连最应尊重事实的历史小说尚且如此，其他文学创作想象虚构的成分可想而知。

二是“感情用事”。凭个人爱憎或感情冲动看待和处理事情，在现实中多半被认为是一个人不成熟、不理智的表现；而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文学创作，其思维过程则常常伴随着情感活动，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不过，文学情感与一般情感不同，它多半不是直接宣泄，而是借助艺术形象予以呈现和传达。曹植遭遇哥哥曹丕的刁难和迫害，命他七步之内赋诗一首，写不出来“则行大法”。若曹植直呼“你我本兄弟，相害何太急”，那就是一般情感的倾诉，就不入诗和文学的殿堂，最多只是在文学的外围转悠；可他吟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巧妙地用豆秸煮豆的形象来比喻兄弟之间骨肉相残，便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文学创作的奥秘，要点就在赋予形象以情感。豆如何能“泣”？如何能发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愤之声？谜底就是曹植“推己及物”，将豆和豆秸拟人化，赋予豆与人相同的感情。

三是“以小见大”。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以形象反映生活。由于形象总是具体的、个别的、感性的，如何使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超越个体感性的存在，包含更加丰富内涵并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历来是优秀文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文学创作不能像社科研究那样，以扩大调研、统计的数量与规模来保证归纳定性的可靠性及其价值，而只能通过赋予具体形象更加鲜明的特征和更为深厚的意蕴，来增加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陈忠实《白鹿原》所刻画的，不过是陕西关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白鹿村，以及这个村里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但《白鹿原》的意义，或者说作品给予我们的感受和启示远不止于此。它是以“小村庄”来映照“大社会”，以“小村庄”的岁月皱褶来表现“大社会”的时代刻痕，用陈忠实自己的话来说，“是以写家族史来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发展”。亦如评论家雷达所言，《白鹿原》“铺开了一轴恢宏的、动态的、纵深感很强的关于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画卷”。

文学形象这种以小见大的特点，在短小诗歌的雅致园地里也同样得到彰显。李白《望庐山瀑布》云：“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虽然只写一地的自然景物，却以夸张传神之笔写尽天下瀑布的壮美景观，以及诗人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叹。文学的描写对象并非以扩大版图、增加数量见长，而是以彰显形象特色、丰富形象内涵取胜。

3.经过对生活洪流的千淘万漉，对生活矿石的千锤百炼，文学再造的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加意味深长

作家在作品中重新生活和再造生活，其灵感与形象虽来源于外在社会现实，但经过创作主体的精心构思，最终产生的艺术形象已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这种情况往往在作家打腹稿、全身心投入创作时就不同程度地发生了。陈忠实谈《白鹿原》写作，说在小屋里摊开稿纸，“我就进入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就把现实世界的一切忘记了，一切都不复存在，四季不分，宠辱皆忘了。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物在一起，追踪他们的脚步，倾听他们的诉说，分享他们的欢乐，甚至为他们的痛苦而伤心落泪。这是使人忘记自己的一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容纳我和他们，而容不得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人插足。当某一位熟人或生人走进来时，他们全都惊慌地逃匿起来。直到来人离去，他们复围过来，甚至抱怨我和他聊得太久了，我也急得什么似的。”

作品完成面世后，它已是作家无法操控的另一条生命，就像孩子长大总要离开父母，踏上自己的人生征途一样。文学作品进入社会传播，无异于给每日在实用功利厂房里忙碌的人们打开一扇气象万千的窗户，不仅可以检视以往峥嵘岁月留下的雪泥鸿爪，汲取经验和智慧，还能更好地感悟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人情世态的多姿多彩，以及风土民俗的千奇百怪。孔子早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讲文学具有感发人心、认识生活、联络群众、针砭时弊的功能，也是文艺理论教科书解说文学社会作用时的老生常谈，此不复赘。

文学再造生活当然不可能穷尽生活中的所有，甚或只是无边无际生活的一鳞半爪，但文学是对生活洪流的千淘万漉，对生活矿石的千锤百炼，因而其所再造的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加浓缩饱满，更加激动人心，也更加意味深长。唐代诗人李贺《高轩过》里有一句诗：“笔补造化天无功。”这本是他夸赞文坛前辈韩愈和皇甫湜两位“文章巨公”才华的诗句，却揭示了文学与生活关系的另一层意思。“笔”是作家作文的工具，此处代指文学和文才；“造化”指自然万物，也包括社会生活。“笔补造化”，就是说客观外部世界还有缺陷，不够精彩，需要文学之笔对它进行补充和完善。
李贺之言是否夸大其词？这当然可以讨论。但他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定的依据。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强调“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我们的经典文论也认为“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石涛《画语录》里有句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等，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除文艺模仿现实之外，现实有时也模仿艺术，这在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譬如我们面对山水美景和美丽女子时，常常说“江山如画”“美人如画”，很少会反过来说“画如江山”或“画如美人”。再如我们遇到聪明能干之人，往往以“小诸葛”或“赛诸葛”称之；遇到缺乏自知之明的平庸之人，他常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吹嘘，大家会说他简直就是一个阿Q。凡此种种，都是生活模仿艺术的常例。

我们不仅经常以文艺形象来解读和评价生活中的人，还时常用文艺形象来议论和说明生活中的事。如谈论集思广益的重要，会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表达双方有一方利益受损却都心甘情愿做某事，会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凡此种种，加上由众多文学名著衍生出来的大量成语典故及谚语俗语作为常用语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频繁使用，确实构成了生活也模仿艺术的现象。

其实，出现生活模仿艺术的状况不难理解。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类文艺作品，一旦投向社会，它就脱离了创作主体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优秀文学作品变成纸质版或电子版图书出版发行后，白纸黑字的独特组合及其字符下蕴藏的丰富内涵，不仅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作为精神文化成果为千千万万大众所阅读、享用。这种阅读、享用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滋养着人们的心灵及情感生活，发挥了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其中出类拔萃者又可能成为更多文化产品的母本，在不同时代，由不同艺术门类派生出许多孪生兄妹。

以《三国演义》来说，被改编成评书等多种说唱文学形式，并且在传统戏剧舞台上形成洋洋大观的“三国剧”系列，如《凤仪亭》《古城会》《群英会》《单刀会》《捉放曹》《长坂坡》《空城计》等。当代长篇小说《白鹿原》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秦腔、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

不仅如此，文学与生活的互动关系还表现在一些经典作家的居住地及作品所描写的重要生活场景等，被保留修缮或模仿重建，成为某些城市、乡村的响亮名片和金字招牌，有力推动当地的文化发展和旅游经济的繁荣。这些名胜之地，有的是作家触景生情创造经典之处，有的是依据名作故事设计建造的文化景观。景观与文学内容相得益彰，既让文学内容有了客观化的实景诠释，又让实体景观充盈和洋溢着文学的意蕴与神采。

实际上，整个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马克思指出，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构造世界，既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促进“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作家创造的文学佳作犹如电流，经由读者阅读而传导和改变人的精神品质，进而不知不觉地渗透在人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之中；而经过文学及文化电流贯通的社会生活，则会作为客观现实再次成为文学反映的对象，并影响新的文学创作。一部人类文明进化史，大体就是被文学及文化不断浸染和提升的历史。正是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堪称“人的生活教科书”。作为生活教科书的书写者，作家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理应为人们的美好生活奉献精品力作，提供优质精神食粮。

（作者系安徽省社科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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