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由聊聊“文化”：文是用棍棒，化是匕和人亲密接触

如今，太多人想“做”文化，太多的钱想要把文化“产业化”；如果都是真诚的、含着敬畏心和正二八经研究研究的意图的，都没错，都该赞。可如果只是想借这两个字“增色”、“提高档次”，甚至仅仅是把这两个字当作虚幻的光环，实在还是应该多加小心。

（秦始皇焚书坑儒）

（话剧《伏生》，秦博士伏生在“焚书坑儒”时，不惜牺牲亲人的生命保护儒学典籍《尚书》，使其得以留存于世的故事。）

（一）文化一词的由来

“文化”一词，深究起来，大概是由“效仿西学”的时候才开始流行的，继而成了后来被普遍认同并且越捧越高的常用词。

不敢说，这俩字儿，就是从大力主倡“效仿西学”的晚清时期才“诞生”的，没考据。但至少，在那之前，大多数文献中，实在是很难见到。当然，“很难见到”，不能就说成是肯定见不到。“很难见到”的，也仅是“文”字和“化”字组合成词的样子。而“文”和“化”这两个字，分开来，却是古已有之。

（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伏生传奇般地将儒家大成之作《尚书》以奇特的方式保存下来。）

先不管这两个字怎么就被组合起来了，也暂不去计较最初施行了这个组合的那个或那些人，是基于了怎样的理解、考证、意图。当真纠结起来，不仅很麻烦，而且，也不见得比从“根儿”上读解这两个字，意义更大。

今时，不管什么、谁，都习惯或说时兴拿“文化”二字做标签、封面、噱头，满一副不忌口的豪气和高大上的贵气，全不论合宜与否。

文不对题，或许可忽略不计；尴尬、闹笑话，就多少得在意了，不为自己，也实在该为什么还都不太懂只管吸收的孩子们想想；再要是错谬了、冒犯了、张冠李戴了，就难免老话说的“造孽”之嫌了。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击破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

看的听的多了，就实在有点儿不忍——遇见一个人拿裤带当围脖，可以当没看见；一群人拿裤带当围脖，也大可以笑笑过去罢；可要是大家都跟着学起来，知道一点点端倪的，就实在有提醒一下下的责任了。当然，提醒，不等于就想要改变什么。也许，随着社会的发展，裤带和围脖就不分了呢。提醒，无非是想留下一个声音：那原本是裤带，围脖原本是另外的样子。仅此而已。

好多事儿，只要稍稍深究一下“本源”，就可以明朗不少。真的是！

（二）关于“文化”，暂且从“根子”上“究”上一“究”

任何社会形态，无论是否具备完整的“国家”或者“阶级”的概念，只要达成一定规模和稳定程度的“聚集”，就一定具有“意念”上的共识。

（北周武帝宇文邕，道佛一并灭。建德三年五月，北周武帝下令“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同时，还下令“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

人，作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有“意念”的社会细胞，只要生命没完全被“肚子”驱使，就一定会生发“肚子”以外的“意念”。

“意念”的群体性趋同、延展、飞跃，既是凝聚某种社会形态的必要条件，也是这种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精神果实。其体现，随着所对应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几乎必然地，覆盖生产、生活、政治、经济等等所有领域，渗透到所有可以渗透到的细节，形成性格式的特征；继而“任性”地向高级演化，生成——形式的、机理的、艺术的、实用的、制约或说“被迫”的、习惯或说“自迫”的——属于特定社会形态及其绝大多数行为主体的精神规范。而这种精神规范，又反过来以习俗、风格、制度等形式，引导、协助、推动这个社会形态，进而再度、更高级地趋同、延展、飞跃，哦，还有“修正”，开始下一轮……

这个精神规范和社会形态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精神规范在此过程中不断产出的“意念”性的结果，大概就是现在的人们常说的“文化”。

（唐武宗李炎灭佛：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万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

往往，说起“文化”，人们都会很高兴，觉得很平和、很风雅，很……总之是一些清风徐徐、团花锦簇的感觉。

这说明，“文化”胜利了、成功了！

把原本的严酷面目，欢欢喜喜地遮掩了，变成让人喜欢让人崇拜让人追求而不是去怀疑去忧惧去愤怒的东东。

我们总说“文化”这个，“文化”那个，这个“文化”，那个“文化”；好像一“文化”，就正统了、高尚了、有来历了、不容置疑了。

而当我们这么感觉着的同时，又会想当然地在内心认定，“文化”是“软性”的、非强制的、和风细雨的；继而以为：那其实，只是，我们由衷愿意去认同和追捧的；只要我们愿意，随便摆摆手，甚至连摆手都免了，只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当它是个屁；亦即，所谓“文化”，差不多纯粹因为我们的“爱”和“推崇”而存在，就像宠物和情妇；如果我们不高兴，随时随地，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或她们，清除掉！

可是，当我们洋洋自得着的时候，早已被宠物感染了弓形体，也早已被情妇套出了所有的致命秘密。清除一个试试看！

当我们自以为是“文化”的主宰和“房东”的时候，“文化”早已渗透到骨髓，给我们打上了几辈子都抹不去的烙印。清除一个试试看！

历史上有很伟大很伟大的人试图做过了，结果是——浩劫！

“文化”是“软性”的不假。可这种“软性”，就像水、空气，围绕着我们，成了生存必须；其予以我们的制约，无处不在、无比强大、事关生死！更要命的，事关——荣辱！

这属于“意念”的水、空气，是万千血泊无数轮挥发、凝聚而成的。

一方石碑，只要细读，就会嗅到被时光湮没的铁血寒腥；一段戏曲，只要细听，就会循到来自久远过去的哀哭嘶嚎；一种习俗，只要细品，就会尝到曾经为生存而拼命劳作的咸涩汗水……

“文化”，来自人们永不休止的痛苦和挣扎！绝不是轻飘飘美轮美奂的！

从来不是！

（三）看看这两个字吧——“文”、“化”

甲骨文中，“文”的象形是“手执棍棒”，意为“以棍棒教化”；“化”是后来形成的“会意”组合字，古体跟今天的简化字没有结构上的明显区别，都是“人”和“匕”的组合。

“人”、“匕”相合，不是“匕人”就是“人匕”，总之不是温文尔雅、和和气气的，而是充斥了残酷和血腥的。

古语里，用来形容取人性命的词汇有不少，比较常见的有“诛”、“杀”、“戮”、“屠”、“匕”（或为“毙”）。其中“匕”，既是动词，也是名词；用作动词时，更指以尖锐器物直刺要害，以较小的创口但很深的侵入，使对方over；用作名词时，则指可以用来执行其动词所指行为的工具。

今时，人们常把这种工具称为“匕首”；而在古时，就一个“匕”字。荆轲刺秦王所用的，就是这种家伙——短小、隐蔽、尖锐（甚至可能萃了毒），打击迅速、深入，方寸须臾之间致命！

考古发现，西周时，有一种宫廷宴会用的餐具，形似今天的汤勺，但勺头部分是平直的，前端尖锐。从餐具角度讲，兼备了勺子和叉子两种功能，很实用。考古发现同时表明，这种很实用的青铜质餐具的名字，就叫做“匕”！

想象一下，西周贵族拿着“匕”聚餐，欢声笑语间，夹杂着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每个人都得提防被邻桌的突然拿“匕”刺穿胸膛或脖子。不知道，他们聚餐时带不带剑。但可以肯定，如果拿“匕”干掉邻桌，比拔剑动作要小很多，速度要快很多！

用“匕”进餐的西周贵族们，到底想没想过聚餐时用手里的“匕”干掉邻桌，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匕”刺向（或刺入）某人，就是个活脱脱的“化”字！“文化”的“化”！

“文”是用棍棒，“化”是“匕”和“人”的“亲密接触”。

那么，“文化”，是什么，就不难想象了。

“文化”的本初，是残暴而狰狞的。“文化”的后来，也是！

不同仅在于，棍棒变成了无形但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人们的习俗、概念，“匕”变成了诗词歌赋和形形色色更现代化更精美更幻妙的什么，微创地、深深地、无可挽救地，击穿了人们的精神内核，并长久驻扎、蔓延。

这样看来，“文化”，无论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到底也弄不清它是什么，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它不是轻松的、简单的、可以这样可以那样的；至少，我们应该懂得，构筑或者改变“文化”或类似“文化”的什么什么，决不是动动嘴皮子、花点儿钱、做几个漂亮的文案就能成的。

如今，太多人想“做”文化，太多的钱想要把文化“产业化”；如果都是真诚的、含着敬畏心和正二八经研究研究的意图的，都没错，都该赞。可如果只是想借这两个字“增色”、“提高档次”，甚至仅仅是把这两个字当作虚幻的光环，实在还是应该多加小心。

（文是用棍棒，化是匕和人亲密接触）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1969年11月生于北京。资深编剧、实力派小说家、北京作协会员。

来源：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