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论诗：里尔克为什么告诫年青人少写爱情诗？

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曾告诫青年朋友说，不要写爱情诗，这句话成了中国很多著名诗人批评里尔克的一项罪证，他们认为里尔克对爱情诗有偏见，属于误导。实际，这本就是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误会，是他们眼界过低，见识过于狭隘、闭塞，曲解了里尔克的原意。首先，这句话是里尔克是对年青人说的，不是针对中老年人和孩子，那么，难道里尔克不知道青年诗人的主要创作之源就是爱情吗？他们刚步入社会，社会体验本就不足，对人世的思考也浅薄，他们能驾轻就熟的题材，除了爱情、亲情还剩下什么？让他们放弃爱情不是避长就短舍近求远吗？里尔克既然知道这些为什么还告诫年轻人不写爱情诗呢？很简单，里尔克的真正本意是，既然年青人都在写爱情，都擅长写爱情，你避开爱情涉猎其他题材，不就是避开了人满为患的大路，独立走在人迹罕至的小路上了吗？不就曲径通幽了吗？用句时髦的话说，你这不赢在了起跑线上了吗？

接下来，我们验证一下里尔克这句话的含金量吧：

众所周知，中国著名诗人基本都是“过中年就死”，大部分都是靠在年青时沾了点政治光捞了点资本混成了名人，一过四十岁便江郎才尽，基本不会在人世留下什么痕迹了。而西方大诗人的创作却一直能承继下去，并且愈老弥坚，几乎在人生每个时期都能留下代表作，晚年更是会留下最精彩的那一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西方诗歌里有“思”，而中国现代诗里只有情。

“情”与“思”，本不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词，甚至说，几乎每一首诗里面都是二者兼备的，但假如我们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者辩论那样，非要弄出个何者第一何者第二，区别就大了，它牵扯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写作世界观！

我们不妨看看这一组数据：

郭沫若《女神》创作于1921年作者29岁

徐志摩《再别康桥》创作于1928年作者31岁

戴望舒《雨巷》创作于1928年作者23岁

闻一多《死水》创作于1925作者26岁

冰心《繁星》、《春水》创作于1923作者23岁

臧克家《老马》创作于1932年作者27岁

艾青《我爱这土地》创作于1938年作者28岁

卞之琳《断章》创作于1935年作者25岁

食指《相信未来》创作于1968年作者20岁

北岛《回答》创作于1976年作者27岁

舒婷《致橡树》创作于1977年作者25岁

顾城《一代人》创作于1979年作者23岁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创作于1989年作者25岁

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创作于1985年作者22岁

以上这些中国著名诗人后期又写出了什么？有人记得吗？他们为什么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因为他们认为诗歌就是抒情，那么，一个中年人、老年人去抒情，能写得过风华正茂的年青人吗？他们老化迟钝的神经系统能有年青人的敏锐、恣肆吗？还有人会对他们美丽的爱情感冒吗？恐怕连“偷情”也吸引不了读者注意了，所以，他们“早死”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再看看某些西方大诗人的战绩：

但丁《神曲》56岁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60岁

歌德《浮士德》83岁

沃尔科特《白鹭》80岁

米沃什《晚熟》90岁

西方大诗人为什么会成为常青树？因为他们认为诗歌是“思”，既然是“思”，那艺术就是可递进的，前面的“思”会自动成为后面的“思”的台阶，你踩着它，又看到了下一级台阶，那么，老而弥坚，越写越好，不就是一种必然吗？

通过验证，相信年青朋友会真正理解里尔克那句话了，既然诗即是思，为什么不提前“思”呢？为什么不给自己预设一个大器晚成的中年、老年？你甘心和前朝那些一代一代的著名抒情家、感慨家、修辞家为伍吗？不，错了，不是为伍，是为奴！你有人家的整治契机吗？有人家的人脉吗？你有人家世界观相同的话语权人士做后盾吗？那么，既然你没有，你还想沿着人家的路走，不是抬轿子的奴隶又是什么？没错，现在的中国编辑、评论家、诗官，还把诗歌拘泥在抒情上，但只是暂时的，现在100个国家，已经有99个知道诗即是思了，你还仅仅为了迎合他们而写作，那真是为捉虱子而烧棉袄了。

作者：鹰之

来源微信公众号：鹰之论诗

提读！

与其说是“思”，不如说是“理”，“思”是过程，如果写思考的过程那就麻烦了，估计长篇大论，或会误导一些诗人，本应化繁为简的，最后成了化简为繁，去大篇幅的写如何思考，只有写你思考的结果——得出的道理、哲理，因为诗歌一旦与哲理或物理相结合，就会具备长青的可能。

没有思想的人是行尸，没有思想的诗是堆词砌字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