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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教师是文化偶像,被众人所拥戴,“尊师重教”名副其实。 我国教师演变的第二阶段在封建社会时期,教师职业开始成为官僚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 随着科举制度不断的完善,“学而优则士”成了读书人的终极目标。 学子寒窗十年,苦读《四书》《五经》,就为了做官,教师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 当时,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官学,例如国子监、太学等机构,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国家的管理者,其中的教师都是享受府俸禄的官员。 当然还有官场失败或落榜失意者,他们兴办私学,是教育的主要群体。即便落第的秀才,也享有不纳税、上堂不跪等的特权,不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开办私塾,从事教育。 虽然不在官场之中,但却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间老百姓心中也有一定社会地位。 北京国子监,皇帝亲自讲学的辟雍大殿 这种官僚体系中的教师也是备受普通人敬畏的。 时间到了1949年,当时的中国千疮百孔、百业待兴,急需各种人才。 但财力物力有限,无法负担起一个庞大的教师团体费用,所以,就要求教师们要有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教师的形象就成了“公仆”,待遇不高,却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平。 于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春蚕”“蜡烛”就成了教师的代名词,好像只有牺牲个体的幸福生活,才能诠释教师职业的完美形象。 与同样是“公仆”的官员相比,因掌握的社会资源不一样,所以“公仆”的“公”就没了,只下“仆”了。 教师名义上很受人尊敬,但实际中却很少有人心甘情愿从事这样教育一线的工作了。 现在从事教师的大学毕业生往往也是因为当初高考的成绩不太理想,或者找工作压力过大,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历史传统,中国将教师过于“圣人”“公仆”化,将教师视作道德的化身,强调教师的社会责任与理想人格,而贬低了教师的个体生命价值,导致教师“自我”意识的缺失。 教师过于强调“德”,所以学校的风吹草动总能引起很多社会性的争议。 在强大的媒体舆论下,老师往往成为弱势群体。 反观西方的教师地位,恰恰与中国走了相反的演变道路。 西方最早的教育是教仆文化。 古代希腊的“智者派”是西方世界最早出现的一批专职的教师,他们没中国古代教师——圣人和官人——的待遇。 随着罗马人的入侵希腊,希腊人大都沦为罗马帝国的奴隶,那些拥有知识智慧的希腊人,就成了奴隶主雇用教授其子女的奴隶。 教育学(Pedagogy)一词也是来源于希腊语的Pedagogue,意为教仆——教育孩子的仆人。这个词后来转义为“教育者”或“教师”。 罗马帝国覆灭以后,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处于基督教的统治下,这是个黑暗的时期。 教会垄断整个教育,学校是教会办的,僧侣们担任教师,承担着传播教义的职责,其教育也渗透着神学色彩。 这一时期的老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文艺复兴以后,1681年,法国“基督教兄弟会”神甫拉萨尔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师范无意识学校。 以后随着工业革命,欧洲开始向外扩张,急需各种人才,于是渐渐产生现代教育观念和体系。 18世纪中叶到下半叶,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师范学校。19世纪初,许多国家陆续颁布义务教育法令,教育开始走向系统化、制度化,教师走向了“专家”化和职业化。 二战结束以后,“教育兴国”理念深入人心,西方社会教师进入了高学历化、证书化和终身化的阶段。 所以,西方教师经历了教仆—僧侣—专家演变的过程,今天西方社会强调教师专业技能,与中国强调对教师的“德”要求截然不同。 这就是中西方教师社会地位迥异的历史原因。 1985年9月10日,中国恢复建立第一个教师节 同样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因为受到了西方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的地位远远高于中国。 日本没有教师节,是因为日本很重视教师,甚至可以每天都过教师节。 日本教师胸前都有教师牌,车上的乘客看到以后都会起来让座。在商店超市,都有专门针对教师的打折商品,持教师证件每天都能享受到优惠...... 日本课堂 日本的中小学教师职业被视作“圣职”,教师被称为“先生”,与议员齐名。因为其社会地位高、工资待遇高、师资水平高,所以日本教师被称为“三高”。 日本的教育法规明确规定,教师为特殊公务员,待遇高于一般公务员,日本公立小学、中学教员平均年薪450万日元(约合36万元人民币),是中国教师的5倍。 在韩国,“一人从教,全家无忧”,韩国教师的工资每月400万韩币(相当于人民币约2.3万元)。且地位很高,处处受尊敬。 韩国师生 韩国汉城大学的教授都由总统亲自颁发任命书。汉城大学的校长李寿成,明治大学的校长高健则曾先后出任韩国总理,至于教授担任各部部长、副部长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样的对比,真让我们的“尊师重教”显得苍白无力了。 如今,“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句话是否应该兑现了?再说我们已经不穷了。 来源搜狐号:成都教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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