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文字狱的王朝，竟然是这个

文字狱，顾名思义，因言获罪。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和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一样，都是史不绝书。放眼放去，史书中满眼皆是在文字中直接或者隐晦的恶毒攻击朝廷和皇帝，给统治集团抹黑的反革命行为。

第一桩文字狱，应该是公元前548年的春秋时期，齐国太史秉笔直书，记载齐国重臣崔杼为摘下头上的绿帽子，干掉与老婆通奸的齐后庄公姜光，即“崔杼弑其君”，而被崔杼直接做了。二弟接着写，继续掉脑袋。直到三弟还这样写，崔杼才被文人铁骨震慑住，就此罢手。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伟业后，首要任务就是要敲掉文人的脊梁骨，焚书坑儒。

因为《史记》的直言不讳，惹得汉武帝拿掉司马迁的那玩意，免得再分泌敢于抗上的雄性激素。

就是大鹏读硕博的研究方向，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胸襟开阔的大唐，也不是没有文字狱。比如那个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王勃，也被皇帝从文字中罗织过罪名。

有一天沛王李贤与英王李哲兄弟俩斗鸡玩，当时在李贤手下当差的王勃写了篇《檄英王鸡文》，为李贤的爱鸡壮行，结果被唐高宗李治认为是在挑拨儿子们的亲密关系，盛怒之下将王勃赶出长安。

即使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也是不甘人后，苏轼的乌台诗案、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成为捕风捉影的名篇。

到了明清时期，文字狱更是成为朝廷政治生活的常态，诸如方孝孺案、《明史》案、《南山集》案等等，大鹏就不一一举出。

细心的朋友们可以发现，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这些大一统王朝中，大鹏唯独没有提到元朝。

按说元朝是蒙古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政权，一个野蛮王朝，在那个连人也都要分为四等，汉人地位最为低下的朝代，文人能有什么地位，能有自由抨击时政的宽松政治氛围吗？

可元朝偏偏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相对疏阔的朝代，文人的牢骚在朝廷看来就是不足挂齿之事，比如茅山诗祸的主角梁栋写的几句诗。

梁栋是元朝初年人，“平生好吟咏”，有事没事喜欢游山玩水。一日到离家江苏镇江不远的茅山游玩，登上大茅峰，在墙壁上写下一首长诗，题为《大茅峰》：

杖藜绝顶穷追寻，青山世路争岖嵚。
碧云遮断天外眼，春风吹老人间心。
大龙上天宝剑化，小龙入海明珠沈。
无人更守玄帝鼎，有客欲问秦皇金。
颠崖谁念受辛苦，古洞未易潜幽深。
神光不破黑暗恼，山鬼空学离骚吟。
我来挽仰一慨慷，山川良昔人民今。
安得长松撑日月，华阳世界收层阴。
一声长啸下山去，草木为我留清音。

平心而论，这首诗的意境并不怎么样，可偏偏被人给盯上了，这就是茅山道士许道杞。

梁栋和许道杞结过梁子。许道杞反复揣摩梁栋的诗，竟从“碧云遮断天外眼”“小龙入海明珠沈”两句中，读出了“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的意味。

许道杞将梁栋的诗举报给茅山属地句容县（今天的句容市）县令。当地不敢怠慢，马上把梁栋打入大牢，同时将这株“反革命大毒草”上报给朝廷。

入狱后，梁栋上书辩解，“吾自赋诗耳，非谤讪朝廷也。”但句容县不仅听不进这番辩解，反而把梁栋在大茅峰上题诗的墙壁整块敲下来，作为罪证密封送往京城大都。

正当句容县等着大都一纸判书下来，就将梁栋秋后问斩时，朝廷的圣命让句容县大跌眼镜：“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讪。倘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

妄议朝廷，诽谤朝政，无论是在秦汉、唐宋还是明清，都是动辄杀头的死罪。但在元朝看来，小事一桩嘛，别说人家没有“谤讪”，就算“谤讪”了，我堂堂天朝，岂是几个文人就能骂垮的，还能没有这点度量吗？

对梁栋“茅山诗祸”的处理，可以说是元朝对待文字狱态度的标志性案件。由此，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在文字狱案底上还比较干净的朝代。祸从口入、罪从文出，不再成为文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此殊荣，竟被一个外族政权摘得，简直是反讽。

元朝之“元”，出自《易经》“大哉乾元”。“倘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成为“大哉”的最好注解。

这种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不怕风吹浪打的包容，不能仅仅为“大哉乾元”的元朝所独有，更不能成为历史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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