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评媒：新世纪诗歌的突破及其限度

作者：罗振亚

回望十八年的来路，新世纪诗歌虽然还没来得及将自己同20世纪完全拨离，仍处于朦胧、易变、繁杂的现在进行时状态；但其不同于以往的精神和艺术个性已经形成，并且越来越加清晰。那么，新世纪诗歌是否出现了新的征象、新的质素？它和此前诗歌之间究竟构成了一种内在接续，还是一种本质断裂的关系？它到底是改变了诗歌的沉寂现实，还是加速了诗坛的边缘化过程？它为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哪些“问题”？面对这一系列的拷问，逃逸是不负责任的，每一个诗歌研究者都应给出自己的判断。

“乱象”：喜忧参半

审美对象的纷纭，介入角度的多元，使人们对21世纪诗歌现状的估衡仁智各见，难以获得一致性的共识。其中有两种意见最为典型，也最为引人注意。

一种意见是指认新世纪诗歌被边缘化到了几近“死亡”的程度，其证据确凿：1997年五大城市里“只有3.7%的市民说诗歌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文学作品”，诗歌已“是受欢迎程度最低的一种文学作品类型”①；而至市场化程度日深的新世纪，江苏一位中学教师课前提问，让喜欢诗的同学举手，结果只有两个女同学，记者在北京街头对中学生随机采访，在被调查的5人中，特别喜欢诗歌的没有，根本不感兴趣的两人②。可见，诗歌在老百姓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已不复存在，它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即便作品数量再多也只能算是无效的写作。另一种意见断定新世纪诗歌进入了空前“复兴”期，理由也很充分：如今诗歌写作队伍不断壮大，远不止“四世同堂”，每年五万首的作品数量十分可观；诗歌创作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朗诵会、研讨会、诗会和诸种奖的评选频繁举行；为谋求自身的发展，诗歌努力向大众文化开放，以泛诗和准诗的碎片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多点渗透，令人感到时时刻刻都“诗意盎然”；特别是网络与诗歌的媾和、民间刊物同自印诗集相遇，更令诗坛热火朝天，活跃异常。一切迹象表明，如今的诗坛氛围是朦胧诗之后最好的。

应该说，这两种意见都不无道理，它们分别看到了诗坛的部分“真相”；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不同程度地遮蔽了诗坛的另外“真相”所在。二者之间视若南北两极的对立，则饶有意味地折射出了目前诗坛境况复杂，充满着喜忧参半的矛盾“乱象”。一方面，诗坛并非想象的那样一团糟，而是有诸多希望的因子在潜滋暗长，审美记忆中辉煌的古典诗歌参照系作祟，导致“死亡”论者高估诗歌的价值和功能同时，对置身的诗歌现实下了过于悲观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对歌德那种谁不倾听诗人的声音谁就是野蛮人的论断恐怕要辩证理解，离诗最近的中学生疏远缪斯女神，也不意味着如今的人们就是野蛮的，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其实，诗歌的本质是寂寞的，它充其量不过是创作主体心灵的载体而已，它没有直接行动的必要，不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任何诗人也无须再为之加载，更不该总把当下诗歌和古代诗歌的黄金时代相类比，因为现代社会抒放情志渠道的广泛打开，决定诗歌作为文学焦点和中心的古典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冷清、寂寞是诗歌生存的常态，那种人为地把诗歌创作和活动热闹化，乃是背离诗歌本质的行为。悟清诗歌这一存在机制后，就将会感到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诗歌的沉寂并不可怕，它反倒为诗歌写作队伍的纯净提供了一次淘洗的机遇，面对孤独、残酷的文学现实，那些仅仅把诗当做养家糊口工具的技艺型诗人，自然耐不住清贫的冷板凳纷纷撤退，而他们的“逃离”和“转场”，注定会使那些将诗歌作为生命、生活栖居方式的存在型诗人“水落石出”，凸显其真诗人的风骨。事实上，已经有郑敏、王小妮、王家新、于坚、臧棣、西川、潘洗尘、伊沙、朵渔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一直坚守在诗歌现场，既瞩望人类的理想天空，又能脚踏实地地执着于“此在”人生，以宁静超然的艺术风度传达“灵魂的雷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为读者昭示了一种希望。并且人们也绝非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如2008年5月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作者创作的《汉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上后，点击率竟达600万人次，而后《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孩子，别怕》等也都不胫而走，几乎家喻户晓。这个事实证明即便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中国仍然有诗歌生长的良好土壤，仍然呼唤好诗的出现。

另一方面，诗坛不尽如人意处还有很多，出于对新诗的挚爱，某些“复兴”论者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热闹的表象所迷惑，乐观而信心十足，至于对喧嚣背后的隐忧则注意不够。其实，“热”多限于诗歌圈子之内，它和社会关注的“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在政治、文学环境宽松的今天，写作不再神圣得高不可攀，人人都可“抒情”的纸面与网络狂欢，孕育多元共生自由格局的同时，也彻底把“创作”置换成了“写作”。据传一个网名叫“猎户”者发明了一个自动写诗软件，将不同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平均每小时写出417首，不到一个月就生产了25万首诗，且不说其速度惊人得可怕，单就抽离了责任、情感和精神而言，他写的东西是否还能称之为诗就值得怀疑。而要深入诗坛内部考察，那种“事件”多于“文本”、“事件”大于“文本”的娱乐化倾向十分严重。谈及当下诗歌，很多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民间写作”阵营内部论争、梨花体、裸体朗诵、诗人假死、诗公约、诗漂流、诗稿拍卖、诗歌排行榜等等，一宗宗让人目不暇接的事件，这些鸡零狗碎的外在表象和诗歌创作质量、品位的提升构不成任何关联，只能给人留下笑柄。而最能测试一个时代诗歌是否繁荣标志的创作呢？有很多文本更令人深深地失望。如世纪初70后诗人的“下半身写作”，尽管一旦程度上对抗了意识形态写作，增加了诗歌的世俗化活力，但其“诗到肉体为止”的贴肉状态的性感叙事，也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而后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出现的“废话”写作、“垃圾派”写作，简直就成了盛装高级动物生理排泄物的器皿，口水四溅，屎尿遍布，休说给人提供什么崭新的精神、艺术向度或美感，单是那种丑陋恶心劲儿就是人类文明的大“倒退”，你絮絮叨叨、磨磨唧唧，你玩味大小便的刺激和快感，和读者又有什么关系？如此说来，就难怪有人小视诗歌不过是“口语加上回车键”、发出“诗歌死了”的感叹了。

也就是说，新世纪的诗坛态势不是平面的，它更趋向于喜忧参半的立体化，既不像“死亡”论者想象得那么悲观，也不如“复兴”论者鼓吹得那么繁荣，平淡而喧嚣，沉寂又活跃，所有相生相克的因子构成了一种对立而互补的复杂格局，娱乐化和道义化均有，边缘化和深入化并存，粗鄙化和典雅化共生。而就在这充满张力的矛盾“乱象”中，诗人们频繁地涌现和被淘汰，评论者的研究标准不断起伏与调整，诗歌以曲折摇摆的方式日渐寻找、接近着理想的境地。

文本之间的亮点

新世纪的诗坛虽然菁芜夹杂，“鲜花”与“野草”并生；但浮面之下的几点深层的脉动，还是以其“行动”的力量，影响了读者的日常生活，感染了不少国人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80年代以来处于边缘、尴尬中的诗歌面子，并且似乎带来一种期许：诗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是多余的，它理应具有重要的位置。

一是诗人们学会了承担，使写作伦理在诗歌中大面积地得以复苏。不可否认，如今的诗歌创作娱乐、狂欢化现象十分严重，网络写作更潜藏着许多伦理下移的隐忧。与之相反，大量优秀的诗人悟出诗歌如果不和置身的现实、芸芸众生生出关涉，很难造就大诗人与拳头作品，自身前途也无从谈起。特别是经历了SARS、海啸、雪灾、地震、奥运、共和国60华诞等一系列大悲大喜的事件之后，他们更懂得了承担的涵义，愈加注重从日常生存处境和经验中攫取诗情，最大限度地寻找诗歌和当代生活之间的对话、联系。其中对城乡底层的持续关注，对地震、雪灾中人的命运和苦难的抚摸，非但恢复了人的真实生存镜像，充溢着人性、人道之光，有时甚至具有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如田禾的《春节我回到乡下》简直可视为“问题诗”，“春节我回到乡下

差不多与外出打工的民工兄弟
同时回到我们共同的村庄
或许比他们更晚一点
他们有的还在路上
回来的都在忙碌
比如:杀年猪、打橄耙、贴对
没回来的他们在焦急地等待
四婶做泥瓦匠的儿子
和她在城里擦皮鞋的儿媳妇
被票贩子的假车票
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了
四婶和儿媳妇都在电话里啼
昨天新闻联播中一晃而过的
一对遇遏夫妇，像是他们
我后悔告诉了四婶”

典型细节的叙述外化了乡下人艰辛、盼望与焦灼的复合心态，更引出相关的社会问题，底层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力无法保证，连买车票、种子与化肥居然也被坑骗，诗对残酷现实的揭示令人愤然。底层出身的郑小琼那首《表达》，

过去的时光，已不适于表达
它隐进某段乌青的铁制品中
幽蓝的光照亮左边的青春
右边的爱情，它是结核的肺
吐出塞满铁味的左肺与血管
她像一株衰老的植物，在窗口
从灰色的打工生活挤出一茎绿意
拥挤，嘈杂的疲倦，她弯曲捡起
半成品和手工制件，偶尔的交谈
与长时间的沉默，剩下机器的轰鸣
多少铁片制品上留下多少指纹
多少时光在沙沙的消失中
她抬头看见，自己数年的岁月
与一场爱情，已经让那些忙碌的包装工
装好……塞上一辆远行的货柜车里

把“钢铁”与“肉体”两个异质意象拷合，外化出青年女工忙碌、寂寞而悲凉的残酷现实，令人震撼，其对人类遭遇的关怀，愈衬托出底层百姓命运的黯淡。

而且诗人超常的顿悟、直觉力，敦促他们在文本中不时突破事物的表面和直接意义，越过刹那的情绪感觉苑囿，直接抵达事物的根本，显示出深邃的智慧和人性化思考来。像被称为用善良、痛苦、血乃至生命向世界“奉献”的“好人”潘洗尘，所写的《这世界还欠我一个命名》，乃诗人心理念头的瞬间滑动，

我一直假设是我欠所有人的
所以我把所有的心都奉献给了亲情，
把所有的爱都奉献给了爱情
把所有的美好都奉献给了友情
甚至对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
我都能够倾尽所能

我可以不要好人的负累
可以不要诗人的桂冠
我只求这世界还我一个简单的称谓
这称谓只须从一个孩子的口中呼出
——父亲

但这个简单的生存愿望，却暗合了人类情感和经验的深层，触及了生命中最柔软也最深重的精神伤痛，所以最能击中人心。靳晓静的《尊重》展示了自己十二岁时手指被菜刀划破出血的场景，可是更是从母亲的话“你没尊重它，/所以它伤了你”悟出许多道理：创伤并不可怕，人都是在创伤教育中走向成熟的；所以“从那以后，我有多少次/被生活弄伤/从未觉得自己清白无辜”，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辉光照亮后，玉成了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新时期诗歌这种关注此在、现时世界的“及物”追求，进一步打开了存在的遮蔽，介入了时代的真相和良知，在提高诗歌处理现实和历史的能力同时，驱散了乌托邦抒情那种凌空蹈虚的假想和浪漫因子，更具真切感和包容性。

二是诗作处理生活的艺术能力普遍有所提高。和日常生活、现实接合，仅仅是一种题材立场，诗歌最后获得成功还必须依赖艺术自主性的建构，因此新世纪的诗人们应和题旨和情感的呼唤，都比较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在表达策略上注意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化。其向度是多元的，主要表现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依然在意象、象征的路上出新。如牛庆国的很多诗歌都以意象独创引人注目，他特别钟爱乡间的动物和植物，诗中多次出现驴的意象。如牛庆国的《饮驴》已走出形象粘连，获得了形而上的旨趣，

走吧我的毛驴
咱家里没水
但不能把你渴死

村外的那条小河
能苦死蛤蟆
可那毕竟是水啊

趟过这厚厚的黄土
你去喝一口吧
再苦也别吐出来

生在个苦字上
你就得忍着点
忍住这一个个十年九旱

至于你仰天大吼
我不会怪你
我早都想这么吼一声了

“生在个苦字上/你就得忍着点”，那“驴”分明成了忍辱负重、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农民的化身。

其次是为增加表现力适度向其他文类扩张的文体互渗。诗人们意识到仅仅运用意象和象征手法是不够的，并自觉挖掘和释放细节、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素的能量，把叙述作为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以缓解诗歌内敛积聚的压力。如“九十三岁。她像一盏煤油灯/被一阵风吹灭了光明/从此她的世界一片漆黑/关上窗户，再也听不到她喊我的声音了——//又要回广东了，她把五十元钱塞在我手/说：‘用老年人的钱，会长寿，好运……’”（许强《婆婆》）没有涕泪横飞、捶胸顿足的悲情抒放，甚至没有直接表达怀念意向的字句，就是煤油灯、窗户、钱等稀疏的意象存在，似乎已引不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而婆婆塞钱的动作，婆婆和别人叨念的话语“强娃儿回来看过我……”以及婆婆走后诗人的心理“事态”，却成了结构诗歌的主角。诗正是借助这种行为事象的散点叙述，节制而有分寸地表达了对亲人特殊的依恋、怀念和悲痛；同时随着叙述性和行为意象特征的强化，婆婆的性格要素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

再次是大量去除晦涩朦胧后的朴素的文本姿态，有力地契合、贴近着表现对象。这既指诗中的物象、事态和情境饱蕴人间烟火之气，也指语言上的返璞归真，向清新自然“天籁”境界趋附。如江非的《时间简史》以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的一生，

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
十八岁外出打工
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
十六岁打谷场上看过一次，发生在深圳的电影
十五岁面包吃到了是在一场梦中
十四岁到十岁
十岁至两岁，他倒退着忧伤地走着
由少年变成了儿童
到一岁那年，当他在我们镇的上河埠村出生
他父亲就活了过来
活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
走路的样子就像一个烧开水的临时工

不能再简单的句式，不能再泥实的语汇，似乎都离文化、知识、文采很远，可它经诗人“点化”后却有了无技巧的力量，切入了人的生命与情感旋律，逼近了乡土文化命运的悲凉实质，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显示了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

三是实现了诗的自由本质，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到了实处。诗的别名是自由，它的最佳状态应该在心灵、技法与语言上都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羁绊。新世纪诗坛众语喧哗，人气兴旺，在一定程度上抵达了这一理想境地。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审美的、哲学的、感觉的、想象的、现实的等每一种向度，都获得了自由的生长空间；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每一代诗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施展功夫，谁也不挡谁的路；官办刊物、民办刊物和网刊各司其职，几个阵地、渠道间彼此应和，解构着写作的话语霸权；地方诗歌多点开花，和八、九年代诗歌大体只有南北之分、各省意识尚未苏醒相比，而今四川、江苏、湖北、安徽、山东、广东、甘肃、海南等，都渐次亮出旗帜，各地区间“呼朋引伴”，对峙又互补。诗学风格、创作主体、生长媒体与地域色彩等纷呈的镜像聚合，异质同构，“和平共处”，形成了诗坛生态平衡的良好格局，人气、氛围俱佳。特别是引渡出一批才华、功力兼得的诗人和形质双佳的优卓文本，以抒情个体的绚丽与丰富，创造了一片个人化精神高扬的文学奇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位诗人都在寻找着自己个性的“太阳”。如李琦的《下雪的时候》多得传统的精义，看见雪花，心会有种隐秘的激动

下雪的时候，世界苍茫
微弱的雪花
像最小的善意、最轻的美
汇集起来，竟如此声势浩大
一片一片，寒冬的滞重
被缓慢而优美地分解了

我钟爱这样的时分
随着雪花的舞动
我会一一回想友人的形貌
以及他们的动人之处
还有，那些离开的人
过去的好时光
一些铭心刻骨的时刻

我还是会不断地写下去
那些关于雪的诗
我要慢慢写出，那种白
那种安宁、伤感和凉意之美
那种让人长久陷入静默
看上去是下沉，灵魂却缓缓
飘升起来的感觉

它对雪的痴迷书写构成了一种美的隐喻，那清白、洁净、单纯、静虚之物，在貌似下沉实为上升的灵魂舞蹈中，对人生正是奇妙的清凉暗示，娓娓道来的平实叙述里自有一股逼人的美感。蓝蓝近年更多的朝向现实，艾滋病村、煤矿矿工、酒厂女工、城市农民工等，都成为她执着于当下的见证，在描绘苦难与强调悲悯的背后，是她在语言和想象之外的一份现实承担，《我的笔》中一支笔的力量，似乎能穿透现实的迷雾，直抵生活的核心。翟永明的《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在雏妓不幸际遇的客观叙述中，蛰伏着诗人的愤怒之火，它是一个女性诗人对事件作出的直接反应，但又有强烈的去性别化倾向，或者说它是对一个族类的女人命运的思考，对人性和社会良心的深沉拷问，对诗人的无奈忧郁和诗歌无力的感喟。冯晏愈发知性，伊沙机智浑然如常，李轻松的诗讲究情感的浓度和深度，王小妮澄澈从容，宋晓贤的思维与出语怪诞，杨勇的构思和意象精巧……诗人们多元风格的绽放，暗合了诗歌的个体独立精神劳动的本质，意味着写作个体差异性的彻底到位。这种自在生长的状态，保证了主体人格与艺术的独立，也构成了诗坛活力、生气和希望的基本来源。

尚未解决的老“问题”

必须承认，21世纪诗歌的突破并非是全方位进行的，也谈不上彻底二字。或者说它是有限度的，不但遗留的经典文本和大诗人匮乏的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还增加了一些更为困扰诗界的新问题。新老“问题”纠结，决定当下诗歌尚难以迅速出离低谷，而不时在跋涉路上左右徘徊，进展缓慢，要想真正走向繁荣，还得深入反思，有针对性地取长补短。这种现状令钟情缪斯的人们无法不牵念，无法不忧心忡忡。

如今诗坛最大的问题是整体感觉平淡，缺乏明显的创新气象与强劲的冲击力。客观地看，21世纪诗歌在写作方向上有一定的独到探索，可同90年代先锋诗歌的精神并无太大的区别，其叙事化、戏剧化、个人化、新口语、日常主义的表征，皆可视为前者写作策略的接续与延伸。和建立启蒙思想的朦胧诗、在内质上从破坏进入建设的90年代诗歌相比，21世纪诗歌为诗坛提供的显性新质并不是很多。我曾经多次提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主要是它能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就像郭沫若、徐志摩之于二十年代，戴望舒、艾青之于三十年代，郭小川、贺敬之之于五六十年代，舒婷、北岛之于七十年代那样，都支撑起了相对繁荣的诗歌时代。回顾新时期的诗歌历史，如果说八十年代尚有西川、海子、翟永明、于坚、韩东等重要诗人胜出，九十年代至少也输送了伊沙、侯马、徐江等中坚力量，而诗界整体艺术水平提高的新世纪诗坛呢？在它风格、趣尚迅疾流转的过程中，别说让人家喻户晓的，堪和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艾略特等世界级大师比肩的诗人，就是那种襟怀博大、诗魂高迈、极具终极追求的，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也几乎没怎么显影。“群星闪烁”的背后是“没有太阳”，这无论如何也构不上真正的繁荣。虽然说2008年诗歌出现了“井喷”，急遽升温，给人造成一种复活的感觉；可惜它并非缘于创作品位的提升，而是借助、倚重地震这个重大事件的外在力量才“有所作为”。这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大灾兴诗”现象本身就不正常，倘若有人把诗歌的希望寄托在历史、国家、民族的“灾难”之上，那就更不道德；并且翻检那个时段的诗歌，尽管不乏《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那样撼人心魄的佳构，但多数作品艺术性普遍看低，甚至还留下了《江城子》一类矫揉造作、错位抒情的不和谐之音。尤其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一旦地震过后，社会生活又按部就班地运转，诗歌书写就恢复到原来繁而不荣的“常态”。我个人以为诗歌要实现突围，必须从自身寻找切口，而不该依靠外力的推助，那种“事件”大于“文本”的现实应该尽早成为历史。

这种平淡的感觉源于多重消极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和诗歌写作本身的问题密切相关。有些诗人或者在艺术上走纯粹的语言、技术的形式路线，大搞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实验，把诗坛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竞技实验场，使许多诗歌迷踪为一种丧失中心、不关乎生命的文本游戏与后现代拼贴，绝少和现实人生发生联系，使写作真正成了“纸上文本”。像一度折腾得很凶的“废话”写作，像“口语加上回车键”的梨花体写作等等，不过是口水的泛滥和浅表的文字狂欢，生产出来的充其量是一种情思的随意漫游和缺少智性的自娱自乐，更别提什么深刻度与穿透力了。至于无节制的“叙事”、意象选择和构思上的艺术泛化现象，也是很多作品的通病，它们和大量底层诗歌、打工诗歌都急切面临着艺术水准的提高问题。或者在情思书写上完全深入到了日常化的琐屑之中无法自拔，无暇乃至拒绝精神提升。不少作者将个人化写作降格为小情小调的抒发，将诗异化为承载隐秘情感体验的器皿，而对有关反腐败、SARS、洪灾、地震、疾病和贫困等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却施行“搁置”，生存状态、本能状态的抚摸与书斋里的智力写作合谋，使诗难以贴近转型期国人焦灼疲惫的灵魂震荡和历史境况，为时代提供出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向度，最终由自语走向了对现实世界失语的精神贫血。吃喝拉撒、饮食男女、锅碗瓢盆等毫无深度、美感的世俗题材攫取，自然难寻存在的深度、大气和轰动效应，它们事实上也构成了诗性、诗意最本质、最内在的流失。

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也都是21世纪诗歌发展亟待驱走的“拦路虎”。如传播方式上潜伏的危机问题。新世纪诗歌的民刊和网络书写热闹非凡，的确“藏龙卧虎”，但时而也是藏污纳垢的去处，时时助长着诗歌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非诗、伪诗、垃圾诗获得出笼的可能，它的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语言实验与狂欢，反叛、质疑主流中心话语同时，也消泯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意义和价值，造成诗意的大面积流失。表达过于随意、急噪、粗糙，众多不动脑子的集体仿写，造成了诗歌事实上的“假小空”；特别是屡见不鲜的恶搞、炒作、人身攻击等网络伦理下移的现象，更令人堪忧。

另外新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事件化倾向又有所抬头。如今，人们一提及当下诗歌，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梨花体、羊羔体，想到裸体朗诵、诗人假死，想到多得让人叫不上名字的诗歌奖项与诗歌活动，这不能不说是让人悲哀的事情。提别是出于文学史的焦虑，这十余年玄怪的命名综合症越发严重，什么“70后”写作、下半身写作、“80后”写作、中间代写作、垃圾派写作、低诗歌写作、新红颜写作等等，连绵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频繁的代际更迭和集体命名，反映了一种求新的愿望，但也宣显出日益严重的浮躁心态，其中不少就是一种低级的做秀或炒作，它们极其不利于艺术的相对稳定性和经典的积淀与产生。我以为，在诗歌的竞技场上最有说服力永远是文本，那些诗歌大于文本、诗歌多于文本的现象应当尽早划上休止符。

看来21世纪诗歌虽然大有希望，但却还任重而道远。

诗评媒编辑部信箱：shipingmei001@163.com
法律顾问：河南有道律师事务所主任马伟

转自微信公众号：诗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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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写

文章写得好，对现代诗做了分析，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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