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及其讽喻诗_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在《与元九书》等篇章中，白居易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白居易此类诗作有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

一、白居易的生平及诗歌主张

早年的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屡次上书，指陈时政。与此同时，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喻诗，锋芒所向，权豪达贵近之色变。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余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心中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更给他以沉重的打击，思想更趋于消极。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两千八百余首。

白居易曾经把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作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

在《与元九书》等篇章中，白居易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这些主张，其实主要是针对其“讽喻诗”而言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认为，诗歌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

第二，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一是要讽喻时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二是要反映民生疾苦:“但伤民病痛”，“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第三，在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方面，认为文学创作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第四，为了使诗歌发挥社会作用，他又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显。

二、讽喻诗及《新乐府》创作的得与失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但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喻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被讽刺性的说理和议论所取代。

白居易的讽喻诗有一百七十余首，这些诗大都作于其四十四岁贬谪江州司马之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白居易此类诗作有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这种反映和揭露，在著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

《新乐府》五十首，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大体改定。这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王化、治乱、礼乐、任贤、时风、边事、宫女诸多方面，但其中写得好而且有价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那些篇章。

当然，白居易的《新乐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为了明确清晰地表现其主题，作者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为了能“卒彰显其志”(《新乐府序》)，总要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时有画蛇添足之憾。其二，有些诗篇所写事件，诗人本无深感，大都是议论和说教的堆积。同时，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其三，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而失之于直露，不够精练含蓄。

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喻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但无论如何，白居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这一功绩，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不可抹杀的。

来源：挂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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