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评媒】诗歌：母语与越境

【编者按】昨天，诗评媒推送了《翻译诗能读吗》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反响，也让我们对翻译体有了清醒的认识。学习西方现代诗，不能迷信于翻译诗，更不能把翻译体作为临摹的范本。但我们不能否认，翻译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现代诗的窗口。

今天，诗评媒推送双语诗人田原的两篇文章，作为游荡于汉语和日语之间的诗人，他也翻译了大量的诗作，对翻译也有着深刻的体会。

田原    旅日诗人、日本文学博士、翻译家。1965年生于河南漯河，现为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教授。出版《田原诗选》《梦蛇》等五部诗集，日语诗集《岸的诞生》《石头的记忆》《田原诗集》《梦之蛇》等。曾获日本第60届“H氏诗歌大奖”，第10届上海文学奖，海外华文杰出诗人奖。

母语与越境

我总是固执地认为，诗人的每一次写作都是来自母语的呼唤。

说此话，但愿不要被读者误认为我是一位狭隘的母语主义者。这句话其实是在强调母语与诗人的关系，与我去年出版的日语版诗集《岸的诞生》的后记里所流露的“文学的表现能力首先取决于自己母语的表现能力”也是一致的。当然，这种“能力”是建立在我没有用日语写作前，已经出版过用母语创作诗集的自身经验之上的。我想，对任何语种里已经习惯用母语表达的诗人而言，这种经验都是致命的。其原因首先在于母语拒绝诗人对它的背叛；其次才与诗人后天获得的语言有关――即无论他（她）具备怎样的外语天分，即使会编写出出色的外语教科书，但无法断言他（她）能够用那种语言写出优秀的诗歌作品。与小说、评论和散文等其他体裁的文学不同的是，母语形成的写作经验对诗人是绝对和至上的。相反，比起作家和批评家，诗人既更忠实于母语，又敢于颠覆母语；对母语既具有依恋情结，又抱有怀疑态度和富有反叛精神。某种意义上，母语与诗人的关系与血液同肉体的关系比较相似。肉体与血液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宿命论上的。肉体既无法改变被定型的A、B、AB、O这些血型在自身循环流动的命运，反言之，不同型号的血型更没有能力混合一起撞击血脉和肉体。母语对于诗人也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母语，诗人是被动的。不是诗人选择母语，而是母语选择诗人；对于诗人，母语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诗歌声音。这种声音是否独特和卓越、是否动听和宏亮、是否超越了时空和诗人的个体生命、是否揭示了人性的普遍规律和与更多的读者产生共鸣等等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质量。
   
不少成功的诗人都认为其写作是在捍卫自己的母语。诗歌是在矫正自己的母语。我不否认这种观点。但僭越母语，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诗歌写作，我也并不觉得就有伤母语的尊严。相反，除了满足用母语之外的语言写作的刺激和好奇心外，对完善对自己母语的认识我觉得也不无裨益。诗人站在另一种语言立场上发言，那种暂时对母语的搁置和疏远甚至是永远的放弃或许更能加深诗人对母语的自省和审察，拓宽诗人对母语的思维空间，从而更能使诗人明了和领略母语与世界的关系。但不会保证用母语之外的语言写作付出的勇气不会成为徒劳，这是另一层话题。一位在自己的母语环境里接受完教育和成长起来、完全在自己的母语里建立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写作观念、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不入流的诗人，如果半路出家操纵母语之外的语言成为了一流诗人，那可真是一个奇迹。但遗憾的是这种神话至今还没有诞生。我们可以列举出里尔克、策兰、昆德拉、布罗茨基等一大串诗人、作家的名字做为佐证。这些诗人和作家用母语之外的语言创作的作品虽然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但相信不会有人否认他们是用自己母语写作的一流诗人和作家。

我对越境一词的理解是∶它包括两个概念――即诗人自身和作品翻译。越境对于二十世纪的诗人而言，总是让人想到一个灰暗的词语――流亡。一些诗人被迫或无奈地远离自己的国家，不得不带着自己的母语寄生在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里。在远离母语现场的异域，他们要么坚持用母语写作，要么完全让另一种语言取代母语。这种无法改变面对割断与母语脐带关联的现实既给他们带来困惑，又同时使他们拥有居高临下俯瞰母语的优势。对语言敏感的诗人同样也是对来自母语的信息和母语自身的变化敏感的。在一位素质高的诗人身上，其母语水平不会仅仅停留在他离开母语文化现场时的临界点上，它会随着诗人飘泊的肉体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下成长，并在诗人的精神深处长成一个生命力顽强的球根。流亡亦或移民异域，在地理上，虽说拉开了诗人与母语之间的距离，但在精神上却加深着与母语间的亲密。就拿布罗茨基来说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三十二岁的他背负着俄语流亡美国，数年后便开始用英语创作随笔和读书札记，但我偶尔还是思考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辞为什么用俄语写成？难道与用俄语――诗人的母语使他更清楚和得心应手地表达自己无关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里面还包含一个诗人对自己诗歌作品身份的认同。越境的另一层意思是诗歌的出口问题――即翻译。这是一个与现代诗的定义一样很难达成共识、至今可以说还没有确立它的价值标准。主张直译者自有其满纸的理由，反之亦然，意译的主张也会振振有词。关于现代诗的翻译问题，诗人北岛在谈及诗人里尔克的汉译作品时，曾有趣地把诗歌翻译的优劣比喻成“一个好的译本就象牧羊人，带领我们进入牧场；而一个坏的译本就象狼，在背后驱赶我们迷失方向”。笔者对此深有同感。就我个人浅薄的经验和翻译理念而言，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把现代诗从一种语言置换成另一种语言，最关键的不是看你是否正确无误地把它译介出来――当然这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在于准确无误地把它做为一首现代诗的精神品质翻译出来，使它做为一首无懈可击的现代诗作品而成立。这是我的一贯主张。现代诗的翻译曾被意大利诗人嘲讽为是“对诗歌的背叛”。这句话不难理解，因为诗歌拒绝翻译的因素太多了。韵律、节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部分、活泼的艺术气氛、以及只有读原作才能感觉出的内在活力和复杂微妙的内部结构等等。

母语的越境与诗人的越境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但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诗人的越境，离不开不断与母语的沟通；语言的越境，无法脱离翻译这一途径。而在中国翻译界，“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新诗”这种论断早已有之，它似乎已经在诗歌界达成了共识。其实这句话我想也同样适合日本。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在1882年共著的《新体诗抄》里，对英国和法国诗人的14首诗歌的翻译，可以说对当时的明治新体诗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取决于翻译的功劳。在此，我又联想到自己。我之所以跨越母语用日语写作，也同样与我长时期翻译谷川俊太郎的诗歌作品所受到的恩惠和启示密不可分。是谷川诗歌的语言感觉给予了我这种勇气和力量，才使我如履薄冰地敢在日语里学步。但我仍不敢过高寄希望于自己的日语诗歌，因为我知道最贴近灵魂和真实、最能表达清楚自己的还是母语。

汉字的困惑

我无法回避在用日语写作时所遇到的尴尬和困惑，这种“自食其果”也许是僭越母语的报应。但恰恰正是这种困惑驱使着我用日语表达自己的好奇心。

九十年代初，记得在我赴日留学之前刚接触日语时，就听战前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河南大学外语系聂连增教授讲，不要抱一轻视的心理去对待日语，以为逮住几个熟悉的汉字或汉语单词就能看出明白。他还说日语与西欧语系不同，尽管它属于汉字圈，但它可是笑着进来，哭着出去的一门语言。当时不太理解这位老教授的话，觉得他不过是夸大其词吓唬吓唬大家，让学生们努力学习日语罢了。可是，随着我在日语这种语言环境里的日久天长和对日语学习的加深，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和内涵的重要性。我虽然没有落到哭着被日语赶出门外的境地，却也饱尝了用日语写作的困惑和苦恼。这种困惑首先是母语文化所形成的思维习惯，其次是日语本身的语言特征。

对一位已经习惯于用母语表达自己的写作者而言，尤其诗人，若把母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彻底运用和掌握为自己的写作和表现工具，是要比别人付出更大代价的。首先要具有是否会被这种语言接纳的心理准备和能否持有“征服”和“主宰”它的信心，继而要经得住“思维切换”的考验，之后还要忍受暂时冷落母语的苦楚和来自于自己内在的已经习惯于用母语表达的那种思惟方式的“抵抗”。在母语的写作经验中已经形成的思惟模式是极其顽固的，它像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总是排斥和冲撞你操持的另一种语言来代替它。我最初真正开始用日语创作时，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越过这一关之前，汉语和日语在我的心中经历了为期不短的对峙和斗争。这其实不单单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冲突，它也包括文化层面上的和价值观上的那种隔膜和不习惯。

一般都认为，初学日语，日语里的汉字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是一种捷径。因为这两种语言的文化历史背景同源――即日语是对汉语的“借用”，现代日语中，不仅有一半以上的汉语单词与现代汉语词汇的意义完全相同，所谓的与现代汉语同形同义（当然也包含同形异义那一小部分），而且，日本人创造的假名文字也是从汉语的偏旁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不少初学者都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进入日语。其实，在我看来，日语里的汉字恰恰是阻遏我抵达日语语言深层结构的一种障碍。其原因首先在于我对母语（汉语词汇）意义的过于依赖和自信；其次则是容易忽略汉语转嫁到日语里来时派生出的别类意义和所指。日语里的汉字情况大致可归纳为四类：

一、保留了汉字原来的意思――即它们在日语中承担的意义与汉语大致相同；
二、超越了汉字原来的意思，要么扩大，拓宽汉字原来的意义空间。要么缩小，将汉字原来的多义性局限到一种意思；
三、在日语中被重新组合的汉语词汇；
四、日本汉字（即日语里的“国字”――日本人创造的汉字）。

这四点中最不容易做到的是第二点，因为它们是自己“熟悉”的词汇，很容易放松使用它们时的警惕性，从而犯下“惯性错误”，造成词不达意的错位。用词的准确对于“诗为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华滋华斯语）的语言至上主义者的诗人是十分致命的。诗人策兰否定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北岛也曾感喟“母语是惟一的现实，中文是惟一的行李”，但同是出生于四十年代而且与北岛有着同样流亡经历的布罗斯基却越过母语――俄语用英语写作，他的英文随笔可谓斐然可观。就我个人而言，用日语写作时，在摆平内心顽固的“抵抗”之后，常常为如何才能把一个词语更准确地放在诗歌最需要的位置上而感困惑，我想有这样写作经验的人应该都会经历过这种难言的苦涩体验吧。 我在我的第二本日文版诗集《石头的记忆》(思潮社2009年)的后记写过这样一段话：

“至今，在用日语写作时，一部分词汇对于我仍具有一种挑战，使我不得不如履薄冰地彳亍向意义的彼岸。

但恰恰正是这种挑战和刺激，在不断地激发着我持续用日语写作的欲望和驾驭日语的好奇心。

越过母语，背叛观念。
进入日语，挑战语感。

汉语硬中有软、抽象、具体、含蓄、直接、孤立……
日语柔中有刚、暧昧、弹性、开放、婉约、胶着……

对于我，日语里的平假名是被肢解的汉字，片假名是干柴棍儿，汉字有时像陷阱。

在两种语言之间，我想变成一条小河，自由地来回流淌；或者化作一艘小船，在汉语和日语之间漂荡。

如果把母语比喻成一棵树，日语就是嫁接在这棵树上的枝，它同样长叶开花和结果。

母语是命中注定的妻子，日语是我有缘结识的情人。二者都是一种宿命。

对于诗人，语言永远是一堵在默默长高的墙，它看不见摸不着，考验着诗人跨跃的本领。

一首成功的诗，体现着诗人的综合素质：洞察力、感悟力、想像力、思想力、控制力和革命力等等。

与生俱来的情感和感性是决定诗人的关键。

后天的知识只是打开诗人视野之门的一把钥匙。

思考是灵感的雏形。

任何奖项对于诗人都是暂时的安慰和善意的嘉勉，一个诗人的伟大与渺小，只有时间说了算。

像李白、松尾芭蕉、普列维尔、谷川俊太郎等。

伟大的诗人是时间的骄子。

他们的伟大在于：以平易的语言表达深刻，以简洁的语言表达复杂，以有限表达无限。具有普遍的价值意义。

他们征服的是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众多读者，而不是狭隘的小圈子。

当然不容否认，小圈子里也存在优秀诗人。

在物质主义泛滥、精神日趋贫困的年代里，我愿努力做一位无名的精神富翁。

在发达的网络和信息把更多人的时间夺走的今天，我愿悄悄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在自己掌握的有限的日语词汇中，有时总避免不了对一部分词语使用后所缺乏的踏实感。日语不像母语，在写作时可以顺手拈来，而且基本上能够把一个词语放置到它最需要的也是最适合它的位置上。用日语写作时，却常常在这一点上犯憷，总觉得是否还会有更合适的词语沉默在字典里或躲藏自己的无知中，从此对已经使用的词语犹豫不定。因为文学创作中，再没有为诗人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而苦恼的事了。

当然日语对于我不仅是汉字上的困惑，比如说日语的语法秩序，主语的省略和助词的狡黠，动词的时态变化和日语自身的暧昧疾患，在一句话中假名与汉字的使用比例，以及因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和罗马字这四种表记文字不同词语所产生的微妙差异等也常常困扰我。就现代汉语和现代日语的整体特点来看，我觉得日语是具备封闭和开放“双重人格”型的语言――其实日语更趋于开放型，汉语某种意义则给人一种闭塞感。这或许跟日语被称为是胶着语和汉语是孤立语的语言性格有关。现代日语里除了一大半的汉语外，它还吸纳和消化了大量的古希腊、拉丁、葡萄牙、西班牙、德法俄语等词汇，或干脆以拿来主义来使用（指用片假名表记外国语音的日本化了的外来语和刚被日语接纳过来不久的浅层外来语，这与现代汉语里表记外国语音的词汇还有所不同，如粉丝、马自达、奔驰等，他们虽说也是语音译语，但由于汉语的表意文字特征，一旦用汉字表记出来，不管这个词汇如何接近外国语的发音，它都会衍生出别的意思），或在日语语言的大锅炉里煅烧，让其混合融为一炉，百炼成钢――即明治维新政府组织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优秀学者，借鉴西语等语种创造的现代日语词汇，丰富了日语在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表达，提高了日语的使用效率和意义的准确性。可以说正是这些词汇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其实，现代汉语里的日语词汇也同样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致命的作用。现代汉语在哲学、医学、建筑学、美学、文学、化学、科技、生活、军事诸领域里使用的词汇百分之七十来自日语，如：母校、政策、思想、消费、健康、消化、细胞、接吻、文明、原则、文化、文学、学位、服务、劳动、发明、观念、理想、国际、出版、判决、流感、生活、温度、印象、想象、运动、直觉、自由、主义、资本、民主、宗教、作品、表现、演奏、交通、科学、客观、世界观、社会、体育、体操、代表、法律、错觉、背景……等等这些被日本学者创造的汉语词汇的“外来语”已经形成了汉语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彻底诀别、或在文体与语感上与古代的重大不同与此有关。把外来的语言化作自己的血肉是杂交日语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日本明治时代文坛曾流行一种说法，要想成为盖代文豪，必须具备“和汉洋”三种才能。像夏目漱石、森鸥外等巨擘作家，不仅能说能写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而且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汉诗（中国古诗）和书法。

大愚难到志难成，五十春秋瞬息程。
观道无言只入静，拈诗有句独有清。
迢迢天外去云影，籁籁风中落叶声。
忽见闲窗虚白上，东山月出半江明。
――夏目漱石《无题》

从这首写于1916年的古诗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这一代文人的汉学功底，如果隐去姓名，我相信更多的中国读者看到这首诗时不会首先想到是日本人写的。遗憾的是明治维新在向西方打开国门的同时，把崇拜了一千多年的汉语之门虚掩上了。与日语相比，汉语还算称得上是纯种，但随着传播媒体的发达和文化信息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猛烈的持续增长，百年后的汉语说不定也会变成一个“混血儿”。

越过母语，虽说用日语创作和出版了几本诗集和文论集，但在日语面前，深知自己不过是牙牙学语的孩童。用日语写作对我永远是一个开始，我知道漫长的困惑还在等待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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