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第一雄诗，写出中华气象雄长

当代学者戴伟华《“盛唐气象”及文学时运》一文中讲述了文学与时代这个古老的话题。诗歌与历史时段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古人早就发现的一个客观规律，同时也成为他们乐于讨论的一个主题。（本文较长，而古人意见多有相左，细节上的逻辑辨证、反证会较多，将会续贴慢慢讲。）

在中国古代，有两个诗歌的大成时代，一个是孔子集《诗经》和屈原《离骚》的时代，属于周朝；另一个即是唐朝，唐朝与前两个时代不同的地方在于，《诗经》是集古而成，唐朝诗歌的大成时代则是唐朝诗们的原创，另外从诗歌创作质量和数量上来讲，周朝自然不如唐朝，但周朝属于奠基时代，因此也能算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其他时代的诗歌，创作数量不够，开辟出的诗路也不够，因此中国诗歌到了唐朝算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正是因为唐朝的诗歌有了集大成的特点，所以唐人开始更清楚地意识到诗歌与时代的关系。

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自建安距永明已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粲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仕者相踵而起。兵兴已还，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寝息。乐府协律不能足新词以度曲，夜讽之职，寂寥无纪。”

作为中唐的著名诗人，刘禹锡认为建安时代到永明体之前的时间段，是诗歌的“高视天下”“蔚在史册”的高阶时期，而唐朝则属于永明体之后的低阶时段后的“粲然复兴”时期。

陆希声《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夫文兴于唐虞，而隆于周汉。自明帝后，文体寖弱，以至于魏晋宋齐梁隋，嫣然华媚，无复筋骨。唐兴，犹袭隋故态。至天后朝，陈伯玉始复古制，当世高之。虽博雅典实，犹未能全去谐靡。……激扬发越，若丝竹中有金石声。每篇得意处，如健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长如此，得不谓之雄文哉？”

陆希声的意见却与刘禹锡相反，他认为魏晋宋齐梁隋的诗文“嫣然华媚，无复筋骨”，他认为华夏诗学的文章复兴，是从武后朝开始的，也就是陈伯玉复古才开始有了诗唐。

许学夷《诗源辩体•总论》：“诗道兴衰，与国运相若。大抵国运初兴，政必宽大；变而为苛细，则衰；再变而为深刻，则亡矣。今人读史传必明于治乱，读古诗则昧于兴衰者，实以未尝讲究故也。”

刘禹锡金和陆希声只讲了时代与诗歌的关联性，许学夷则进步到了诗歌与国运的关联性，即诗歌的特质与国运的变化紧密相联，研究诗歌一定要研究诗歌所处的时代，亦即不知史则不知诗。

洪迈《唐黄御史公集序》：“词章关乎气运，于唐尤验云。唐兴三百年，气运升降其间，而诗文因之。”

洪迈则认为唐朝的国运兴衰，导致了唐诗的风格变化升降，而唐诗是诗歌与时代辩证关系的最好例证。洪迈是南宋人，两宋的主要特点就是在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动和弱势，没有像唐朝那样的反复“升降”，所以洪迈说“于唐尤验”是有着对历史的客观认识的。

汪琬《唐诗正序》：“有唐三百年间，能者相继。贞观、永徽诸诗，正之始也，然而雕刻组缋，殆不免陈、隋之遗焉。开元、天宝诸诗，正之盛也，然而李、杜两家并起角立，或出于豪俊不羁，或趋于沉着感愤，正矣有变者存。降而大历以讫元和、贞元之际，典型具在，犹不失承平故风，庶几乎变而不失正者欤。自是之后，其辞渐繁，其声渐细，而唐遂陵夷以底于亡，说者盖比诸《郐》《曹》无讥焉。凡此皆时为之也。……读者以为变，作者亦不自知其变也。是故正变之所形，国家之治乱系焉；人才之消长，风俗之污隆系焉。”

汪婉认为贞观年间的诗不免陈隋之遗，是不错的，但他没有看到贞观时期已经有了诸多写出气象之维的名篇（可参看《古诗小论》《古诗小论2》），王子居在《古诗小论2》中举了很多初唐的单联，在诗歌气象上其实已经超越建安时代。汪婉对唐诗时代之变的认识并不深刻，用正变来讲诗歌，是典型的儒家思想，而自唐朝开始产生了丰富变化的诗歌，是儒家思想所无法总结、概括的。但他讲出了“正变之所形”是系于“国家之治乱”的，而“人才之消长”是系于“风俗之污隆”的，应当说还是很科学的。

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顾况《礼部员外郎陶氏集序》云：“大抵文体十年一更。”

无论文道还是文体，十年和五百年都只能说是个约数。

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拳拳守之，如奉法令。……帝唐以文德旉祐于下，民被王风，俗稍丕变。至则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邪易郑，学者浸而响方。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于时文士驰骛，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华》，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

独孤及的主要活动时期在盛唐与中唐之间的安史之乱前后，作为唐朝的散文家，他对诗歌显然有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世道日下时文风亦会“下衰”，但他认为诗歌要合王道，所以被陆希声、卢藏用等人认为是唐诗复兴之始的陈子昂，则被他说成是“以邪易郑”，亦即陈子昂的诗风是被他否定的。虽然陈子昂改变了南北朝至隋的淫靡诗风（郑风淫），但依然被他认为不是正道。所谓的邪，自然就是与《诗经》的“思无邪”相对的范畴。

《唐国史补》卷下：“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唐国史补》对唐诗不同分期的风格的论述，显然有点另类，不是确论。

欧阳修：“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几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独不能革五国之弊。既久而后，韩、柳之徒出，盖习俗难变，而文章变体又难也。”

欧阳修显然认为唐朝太宗、高宗等三代都没有革除五国之弊，而他的文章也没讲明白“韩、柳之徒出”后，文章究竟怎样了。显然地，欧阳修与独孤及都是儒家正统的论诗者，但论诗归论诗，创作归创作，欧阳修的词却是标准的婉约词风，最终欧阳修羞于将自己的词归入自己的文集，从某种意义上说，欧阳修的创作和他的文学主张是矛盾的。不过欧阳修提出文章变体是极难的，以唐朝的历史上罕有的盛世，都“不能革五国之弊”，说的是文章变革之难，其实亦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之进步、创新之难。

《唐音癸签•谈丛三》：“唐时风习豪奢，如上元山棚诞节舞马，赐酺纵观，万众同乐。更民间爱重节序，好修故事，彩缕达于王公，籹粔不废俚贱。文人纪赏年华，概入歌咏。又其待臣下法禁颇宽，恩礼从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寻胜地宴乐，谓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诸节，尤以晦日、上巳、重阳为重。后改晦日，立二月朔为中和节，并称三大节。所游地推曲江最胜。本秦之隑洲，开元中疏凿，开成、太和间更加淘治。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环池烟水明媚，中有彩舟夹岸，柳阴四合，入夏则红蕖弥望。凡此三节，百官游宴，多是长安、万年两县有司供设。或径赐金钱给费，选妓携觞，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堕翠，盈满于路。朝士词人有赋，翼日即留传京师。当时倡酬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这篇文章似乎在写唐朝十分奢华，所以助长了诗歌的发达。从书中所记叙来看，似乎历代都没有唐之豪奢，宋代虽然繁华，但不具唐的强大，所以只能在柔婉的宋词层面获取成功。

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初，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

刘禹锡认为文章一定要在大一统之后才会大兴，所以他称赞贞元中的诗文“粲焉如繁星丽天，”似乎有点过了。毕竟唐朝的中兴，是比不上初盛唐的。

正如戴伟华所总结的，古人对唐诗初盛中晚的四个阶段，所见有诸多不同，但对盛唐的认知则是相同的，即国势强盛带来了诗歌和文学的强盛，初盛唐的诗歌和文章，是强势文化，强大的诗歌见证了强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