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苏轼寓惠时积极用世思想【转】

析苏轼寓惠时积极用世思想

张 敏 亮

      苏轼自幼接受母亲的教诲，从小就有“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儒家积极用世思想。“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丈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屈原塔》）的心志和壮言，都表现了他豪迈进取、舍身报国、风节凛然的儒家风范。

      作为政治上有主见和有作为的人，苏轼儒家思想的表现就是不计利害，一身正气地去参政、议政。显达之时，《思治论》中的慷慨陈词足见他富国强兵的政治抱负；落寞之时，在谪流之地也未忘国忧。在惠州，苏轼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人民，对民生疾苦有更为直接、真切的感受、体验，以政治家锐利进取的目光审视社会的疮痍，现实主义批判的锋芒终于冲破“切勿示人”的牢笼。写于谪惠第二年的《荔枝叹》，是人所共识的讨伐统治阶级的檄文。“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指明道姓，锋芒毕露，对最高统治者和无耻权臣的攻击毫不掩饰。“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和陶咏三良》）直言不讳地抨击封建主义“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苏轼甚至大胆借古喻今，以始皇之“灭身会有时”影射当今皇上之倒行逆施（《和陶咏荆轲》），以赵高之流影射章谆之辈难逃“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此东坡讥切时事之言”（《螺江日记》卷六《东坡诗》），不忘情于政治是苏轼一以贯之传统风格和豪迈遒劲的斗争风采在惠州的再次发扬。

      苏轼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也表现在他以宽厚博大的民胞物与的襟怀，同情人民的疾苦，力所能及地为人民谋福利上。“‘仁爱’是儒家思想的特征之一，苏轼继承而又将其光大，使民胞物与的胸怀表现得更为广博、深挚”（《出世态度入世业》张尹炫 齐鲁学刊），这种仁爱精神冲破了封建时代即使伟人也无法逾越的华夷之大防。正是怀有如此的民胞情怀，苏轼听到之处，总能关爱民瘼，敢于“悲歌为黎元”。在惠州，他力劝当地居民改变祈神医病的陋习，亲自为民众诊疾医病，并施舍药物。惠州丰湖过去无堤无桥，百姓过湖砍柴耕作极为不便，妇婴常溺水而亡。由东坡倡议、发动而建的西新桥无疑是惠州人民的幸福。再如东坡常于西枝江与东江汇流处感叹咨嗟：“嗟此病涉久，公私因留稽”、“不知百来年，几人陨沙泥”，正是基于坡公的疾呼才有关系着惠州人民生计的东新桥的出现。为了建这两座桥，生活本已拮据的东坡竭其所能——捐献犀带，发动亲友资助。

古人保守的传统教育所激发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大义在诗词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忧国忧民的思想，言传身教的熏陶之下，文人志士也层出不穷。

苏轼也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