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作者：张丽军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塑造从愚昧中觉醒的、开始抗争的民众形象，以文学的力量推动时代发展。而文学的人民性书写真正得到理论的倡导和创作的落实，则是在延安文学时期。作为一文一武两条战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战线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受到了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原则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涉及文学人民性问题最核心、最关键、最要害之处，关系到文学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即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文学人民性问题得到了系统、理论的阐述，由此形成了延安文学人民性话语体系。延安文学的《兄妹开荒》《王德锁减租》《夫妻识字》等秧歌剧，《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荷花淀》等中短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长篇小说以及《白毛女》等民族歌剧的成功创作和广泛传播，铸就了延安文学创作的辉煌和文学人民性传统的现代建构。

马可的秧歌剧《夫妻识字》深刻表达了农民要实现文化翻身的深层精神追求，发出了农民心灵深处的声音。1943年，延安平剧院创作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以林冲的遭遇为线索，书写了官逼民反的斗争精神和民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对此评价：“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一个具有颠覆性意义和新意识形态意蕴的人民为文艺创作源头、中心和主角的时代，不可阻挡地到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高度彰显了“十七年文学”的人民性传统。时至今日，梁斌的《红旗谱》依然活跃在一些话剧舞台上。柳青的《创业史》所塑造的带领村民寻找社会主义新农村共同富裕道路的开拓者和探索者梁生宝的形象，依然活跃在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文本之中，构成一种“春风到处说柳青”的独特文学史现象。而1952年5月，《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柳青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北京来到西安市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扎根村庄14年，到人民大众、大地深处寻找文学之根，思考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路径，是文学人民性在当代最生动的实践，启发和鼓舞了郭澄清、路遥等一大批作家。郭澄清的《公社书记》塑造了一位枪杆子、笔杆子和锄杆子“三杆并举”、始终与农民同甘共苦的人民干部形象。路遥在柳青的鼓舞下，先后写出《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成为当代文学史中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发表之后，解放区青年喊出“男的要当小二黑，女的要当小芹”，掀起了一个新婚姻恋爱的革命浪潮；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出版之后，鼓舞了无数个在人生道路上迷茫的乡土中国青年，坚定寻求有尊严的新现代道路，很多人满含热泪地说：“我就是孙少平。”文学的人民性从来就是无比坚实的，又是无比广阔的。从赵树理、柳青到路遥的人民性写作，赢得了不同时代人民的热爱和欢迎，他们是“农民作家”，是写出中国人精神气质、中国时代经验、中国气派和中国品格的人民作家。

新时期以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炜的《古船》等作品都以鲜明的时代品格、强烈的人民情怀、典型的人物形象而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精品力作，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广泛参与、创造的中心经验和时代精神，而深受大众欢迎。

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和网络新媒介文化的出现，新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边缘化、小众化、娱乐化、市场化、碎片化等特点，文学的人民性传统亟须重新审视和传承弘扬。广大民众为什么不读当代文学作品，这里面固然有时代精神、媒介多样化等因素，但是为什么《平凡的世界》依然高居各个书店的畅销书榜单和大学的阅读榜首呢？文学必须关心民众最现实、最深刻、最具时代精神的问题，才会有生命力。文学必须具有人民性理念、情怀和视野，才会赢得民众的青睐。事实上，当下文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像赵树理、柳青那样向人民学习，学习独具特色的、最鲜活、最接地气的民众语言；深入人民之间，寻找源头活水，发现新时代新文化语境下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中的新形象；走进鲜活的生活世界，思考新时代中国城乡大变局中的新问题、真问题，写出体现新时代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的中国故事。

快速发展的中国已经为当代中国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现实土壤和艺术想象力空间。当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新时代的英雄历史，召唤当代中国作家以一种深邃、辽远、丰厚的人民性理念来书写这个人民英雄的时代。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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