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请穿上裤子，不要随地吐痰

（按语）写于十几年前的这篇文章，仍然没有过时，这是悲哀。

目前是中国诗歌最黑暗的时间，面对一个个小丑和戏子以诗歌的名义表演，我以为是要写点文字了。

导言

“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何为？”它最先是由十九世纪荷尔德林在《面包和酒》这首哀歌中发出的。而这样的问题过去一百年还是个问题。诗人何为？在一个物质丰富精神贫瘠的年代里。是为了温饱吗？诗歌已经成为鸡肋，无法帮助诗人致富；是给诗人扬名吗？这个时代诗人太多了，即使有名了又能怎样？诗人是什么？诗歌又为了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也已经有了很多回答。概括起来不外乎这样几种：诗人是上帝的使者，是进入人心灵的通灵者；诗人是苦难的见证者，是历史的书写者；诗人是美的化身，自然的儿子，是大地上的歌手，是艺术的急先锋，是时代的对峙者和质疑者，或者时代的号手。这些对诗人的身份定义代表了人们很大程度上对诗歌的厚爱和尊重。那么诗歌又是干什么的？是心灵抹布，是先知的预言，是理想和梦的号角？是个体心灵的舞蹈，是面对人性的隐秘、不安、生命的终极还是面对现实的粉饰？

许多的问题已经有所谓的理论家们给诗人“找到了答案”，他们说诗人的创作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们将从西方学到的新方法新名词嫁接在中国文学的批评上，对中国的诗歌进行外科手术般的解构，对充满了感性和想象的中国诗歌进行符号化的条分缕析。那些西方来的理论词语成为他们的批评术语，他们还没有领会诗歌的时候就将一系列的西方理论扣到作品的头上，按照西方艺术标准开始他们所谓的最为先进的评价。

他们甚至已经丧失了感动的能力。因为长期以来用理论框架研究的学者们，他们迟钝的感觉细胞已经因为懒惰而丧失。因此我们会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论多么糟糕的诗歌，在一些“红包评论家”的笔下，因为那些大而空的西方理论术语的修饰，一个平庸的诗作就有了“伟大”的品质。

而诗歌作者本人对诗歌技艺的过分追求和对“先锋”的过分迷信，让诗歌越写越容易，越读越难懂，读者在不断减少的同时，诗人也误入歧途。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诗歌丧失了最基本的特质：让自己感动的同时感动读者。

我曾经发表过《感动写作论纲》，主要谈了感动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样的诗歌是可以感动人的。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就感动写作的其他问题继续谈谈自己的看法。因此有了这样几个问题。1、为什么要提出“感动写作”？其意义何在？2、感动写作有必要存在吗？是不是感动写作就是拒绝先锋拒绝诗歌的创造力？3、当前感动写作容易进入的误区是什么？感动写作就是大众化写作吗？4。沉没的理论界，妥协的评论界：将感动放逐的西式化评论。

我以为当前这样的问题还是诗歌写作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也是急需澄清的问题。而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我有责任摒弃那些大而空的理论风气，写诗人们看得懂的批评文章；作为诗歌的实践者，我深知道当前诗歌的问题所在，和诗人关心的问题；所以写诗人关心的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不吊书袋，不装学问，是我此篇文章的基本要求。

一、 为什么要不断提出“感动写作”？其意义何在？

我们都清晰地看到，诗歌在一个网络传媒大爆炸的年代，已经成为传播最快最方便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不可避免地也将一些负面影响带入进来。最为恶劣的影响就是：诗人之间将网络当作了社交场合，大家互相吹捧，表扬，争先做“著名诗人”，然后将那些拙劣的诗作借助网络广为流布；再就是占山头，自立为王，到处兜售已经过时的所谓“主义”“道路”，或者将一个写作的概念故意弄成对立的两极，“极物写作”“不极物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或者从奇门歪道出发，什么“垃圾派”“荒诞派”“下半身写作”，整个诗写的空间被喧嚣成一片混乱的垃圾场。海因在《诗歌的种植》一文中说道：经历了相对长时间的诗歌折磨（而不是诱惑）以后，诗人就会有难以抑制的恐惧和落寞。因为，他突然看不到了诗歌的真实图景，写着写着就没有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就失去了使他强硬站立或必须停下来的内在动力。就那样悬浮着、漂泊着，是一种无根的感觉。正是对当前混乱而喧嚣的诗歌时代的最好注释。

而在网络和诗人的共谋下，诗歌成了炫技的文字游戏，成了哗众取宠的小聪明展示，成了无病呻吟的小牢骚，小情调，成了脱衣舞郎和性器官的文字谄媚。而帮派和山头成了诗人们内部集会和集体狂欢的合力，他们借此解脱寂寞和被冷落之苦。且不说，诗歌在群体喧哗中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也不说主义和道路之争是多么荒唐可笑。单就诗歌越来越失去情感，失去感动人心的力量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大声喊出来，就如同《皇帝的新装》中的少年，我们要大声喊：诗歌你的感动在哪里？或者说：诗人请穿上你的衣服。

因为诗歌不能没有情感不能没有感动。在这里我们必须澄清的是，诗歌的感动和情感不是煽情不是矫情，不是为了感动而故意制造，那是对诗人作品的一种基本要求，是来自自觉和自发的创造活动。评论家苍耳在他的《中国20年先锋诗片论》一文中谈到：中国诗人大都是群体型知识分子，尽管其诗歌风格也是个性的、独特的，但他们的人文立场和精神向度却是群体性的、代圣贤立言的。这并不是说中国诗人缺乏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数量的古典诗和白话诗所体现的否定精神，比之西方诗歌似乎并不逊色。问题正在于中国诗人的否定精神缺乏彻底的、独立的个人性立场。他们所依恃的是与中心权力话语相对立的次中心权力话语。乍一看似乎是在无情地否定什么，批判什么，但实质上却只能充当游移于话语"堡垒"之间的差役和"攻战"工具。他说到了当代诗人的病症：因为缺少个性立场，缺少批判和否定的精神。这里的立场和精神当然是来自诗人自觉的修为，而这样的修为通过创作自然就能够得到表达，而许多诗人说我们很有个性，我们多么口语化，我们多么有语言的力度。这都不够，他们只是限于语言表面的追寻和对语言的差役，而没有将诗歌的独立自足的精神贯穿到创作中去。具体表现在：人云亦云。今天流行日常化写作，就学习日常化写作；明天是口语化写作风行，那么就学习口语化写作；再过几天，下半身已经成了气候，我也来下半身。他找不到自己的诗歌之根。而每一个创作者都应该有自己阅读的历史，也因此有自己创作最初的源泉，即根性。当我们将自己遭遇的根和自己的后天修为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有了看世界的方法和眼光。但喧嚣和浮躁的大气候，让许多诗人根本不读书不学习了，他们过分依靠先天的才气和灵性，以为诗歌就是坐便器，就是排泻。他们看到了诗歌的一个特点：自然性，但忽略了诗歌还需要历史感、历史感。当一个成熟的诗人有了对世界人生的看法时，他就有了让诗歌感动的可能。否则他只是用语言游戏用语言让自己取得快感，真的让诗歌创作当作大便和小解一类的生理需要了。

显而易见，当你看到一个人在大便和小解时，观看者不会有快感和愉悦；而如果这样的行为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那就只有一个办法，痛喝之或酒瓶子猛击之！！！因为他破坏了基本的公共规则，他触犯的是公众的权利。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感动不仅仅是让你本人获得快感，生理的快感还要观看者感受到你的快感并因此获得快感。那应该是精神上的。所以作品的感动和生理的快感不同。个人的快感并非都能带给读者以感动。

那么什么样的感动是我们说的“感动”。西班牙诗人诺贝尔文学家奖获得者希梅内斯认为：“真正的诗歌就在于那深刻的感情”，只有那种来自深刻感情的诗歌才能让我们从头到脚地感动起来。我以为希梅内斯的“深刻感情”应该有这样几层含义：1、高尚的情怀：这是令人尊敬的写作修为，是内心的哲学高度，他看透世界同时用巨大的爱去靠近世界。用人性的关怀去发现无限的可能。它是能够牵引软弱心灵的手，是孤独者的倾听者，是饥饿的布施。2、他有献身真理的力量。他总是用对峙和质疑的眼光去看待现实，去询问未来。他可能一生不得志却有积极地向上的精神，感召人鼓舞人。他首先是爱国者，爱他苦难的深重的祖国，爱他的土地。想起诗人世宾在他的《“完整性写作”的惟一目的和八个原则》一文中谈到的话：

在中国的新诗写作群中，能够深切体现这种力量的诗人并不多。许多人更愿意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或俯首于政权，甘当“时代的传声筒”；或者抒写一点“多愁善感”的小情调；纵使战斗起来，面对现实，又表现出太多的无可奈何。这些诗人的根本问题是不知道作为他们自己的“个体心灵”是如何培养。现代文明之后，天才已不再存在，伟大的心灵需要依靠自我培养。他们必须清楚了解时代的真相，并确立心灵与时代的关系；在这个时代，我认为批判是打开心灵的惟一通道只有以此为立足点，推动心灵的完善，直到它变得坚定、开阔、没有障碍，再以它去面对时代，面对个体的日常。

当我们明白了“感动”是什么，下一个问题就紧跟而来。“感动”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这个时代常被青年们挂在嘴边的问题：那有什么意义？

我无法回答。面对一个什么意义都可能被拆解的时代，“感动”的存在和不断地提倡本身就是意义！！！

二、“感动写作”有必要存在吗？是不是感动写作就是拒绝先锋拒绝诗歌的创造力？

感动写作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大诗作者的响应，但在众多杂沓的声音里，我们不能不忧虑地看到一个问题：感动写作正被泛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矫情的煽情，以为用一些表面化的抒情就能够感动人心，以为用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煽情就能感动人，所以，出现了一些动辄“泪流满面”的诗句，岂不知道写作者自以为泪流满面的东西不一定是感动人心的。没有情感深度的单向直抒，不论你怎样花样翻新，出语惊人还是无法真的撼动人心，吸引阅读者的注意。苍耳在他的另一篇《诗为何与诗何为》的文章中指出：“最近二十年的当代诗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要么追求一种拒绝历史、淡化生存的纯诗写作或者游戏写作，以至于出现以能指堆积太厚为特征的大面积语言浮肿、过剩现象；要么追随历史主义的复燃而贬斥文本的自足自为性，话语主体先在地被历史或政治、道德所决定，因而也就很难保证他不成为权力话语或主流话语的操纵者和受动者。”他的上述阐释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现在的一些“感动写作”故意追求的两个路向：一个是冲向世俗，完全用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中，和现实或者历史深度背离，这类诗歌特别追求柔媚、轻灵、空谷回响的禅意，但因为刻意而显出造作，故此很多诗作有些故作高深，惑人眼目，其实空洞无物。一个是从历史的烟云中发掘智慧和感受，这一类诗歌有一些朦胧诗歌诗人已经做过表率，现在看来已经成为过眼烟云。在一个抛弃历史的年代里，诗人反思重回历史是值得敬仰的，至少看出了诗人作为创造者的勇气。但当历史作为一种修辞方法被诗人一再用到诗歌中，动辄就上下五千年，动辄就双眉紧缩地穿行于历史中的写作姿态，实在难以写出让人亲切而感动的作品。因为许多从历史出发的写作已经缺少了最为真实的感受，而是将历史化为一些诗词抒情的工具。这样的诗人还不少，而且年轻的诗人中还有很多。因此，陈仲义先生在他的《情感核心地位的殒落与抒情基质的回复》一文中指出：“在极化原则的怂恿下，诗歌容易走向滥情矫情煸情的失控。极度夸大结果，使情感丧失原真而流于越来越多的伪饰，智性遭到削弱。抵制肤浅和重新清理情感，已成为诗歌革命必不可少的前提。”他是针对诗歌创作中浪漫主义对情感的夸大使用而言的，同样在感动写作提倡的今天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将诗歌中的情感因素适度化，感受化而不至于滥情矫情。

2．许多诗人以为诗歌不需要感动，只需要让自己快乐就行了，而且意义这个词早几年就取消了。写作是无意义的。诗歌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到了今天，早已经到了重估一切，消解一切的程度，所以感动写作没意义。他们认为，感动就是大家看了喜欢。其它都是没用的。把感动泛化为喜欢，实在是当前诗歌写作的通病。在大量的诗歌阅读中，在各种年选和最佳诗歌选本中，我们因为喜欢而选用的诗歌有多少，而就因为喜欢，鉴赏者和编辑们都降低诗歌的标准，将诗歌中最基本的情感要素“感动”放逐了，而代之以众人的叫好：这个好主要是来自几个方面，有语句好的，有情节刺激的，有下半身大胆描述的等等。广场文化中的戏谑成分成了标准成了诗歌的“感动”。他们以为那就是好的诗歌，其实戏谑和反讽的手法作为当代新诗常见的一种修辞方法已经大行其道，但并非所有的诗歌都能用戏谑和反讽表达，并且由于心灵高度和情感深度的不同，诗人们在表达上就有了高下之分。

3．文学转型带给诗人的众语喧哗，让诗歌的“感动”无意间流失。中国当代诗人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其中最大的便是来自语言的革新。而语言的革新当来自对常用修辞的变革。最为突出的就是传统的隐喻思维向转喻的转化。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从过去的单线直抒向多声部的、杂语呈现转变。从过去意象的主流意识化向个性化发展。这时候，急于转型的诗人们过多地开始诗歌语言和表达方式的转变而将诗歌中最基本而核心的情感深度忽略。而一个没有情感深度的诗歌，（注意在这里我们说的是情感的深度而不是抒情的方式）一旦被技巧笼罩，那将是苍白的。成为看不懂的华丽的外套。中国新诗的浪漫向度在经过六十年左右的演化，终于在七十年代后期有了转型：那些白热化的情愫开始受到抑制，平面单薄的形象加重了意象元素；文言夹白的载体获得了优化纯化；直裸的歌唱方式找到了相对曲折的传达路径。陈仲义认为：人对自身的认识，也自感受面最广阔的情感，转移到生命具体经验和人生体验的更为细腻的瞬时把握。这样，以情感为表现中心的浪漫情态文本，就会退位于以体验为核心的“语态文本”。我以为这里的体验自然是情感体验，自然是深度的心灵感动。将过去诗歌过于注重外界自然，将情感过于外露的抒情转为以感受为第一的情感表达是感动所必须的。新的时代，新的审美趋向已经向诗人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因为十多年的当代诗歌实验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可以欣赏美的眼睛。

另外一个问题也随之而出，是不是因为要求诗歌的“感动”，我们就应该放弃诗歌的“先锋”写作。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每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所不允许的。先锋写作和感动写作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支持的。感动写作只是将诗歌中最基本和关键的情感因素做了强化的要求，是针对日益苍白的诗歌创作，针对诗人作品中对情感深度的放逐而言的，它的提出本身带有明显的策略性。任何一种对事物一端的过度强调都可能走向事物的反面。而先锋写作则代表诗歌创作的前进方向。任何真正的诗人都是艺术的先锋，他一生都在寻找突破和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是先锋的。但即使是再先锋的作品都离不开诗人，离不开情感丰富的人。所以，先锋写作可能在技法上有突出的表达，但好的诗人总会将“感动”的元素嵌入其中，让公众在先锋的写作中仍旧能体味到深深的撼动。

三、当前诗歌写作容易进入的误区是什么？感动写作就是大众化写作吗？

世宾在《"完整性写作"的惟一目的和八个原则》一文里大声疾呼： 让那些愿意把自己萎缩成某种生活或某个器官的标本的日常写作继续萎缩吧！让那些对真正的生活无所体悟、对沉痛的现实生活熟视无睹的"某某主义"把野蛮的赞歌继续吟唱吧！让那些堆积着大量拗口的与生活无关的词汇的"学院派"继续堆积吧。他其实发现了当前写作中的许多恶习。这些恶劣倾向带来的将是诗人对自己责任承担的放弃，对诗歌品质的放弃，对诗歌作为艺术的放弃。诗人沦为文字垃圾和游戏的制造者，成为象牙塔内不食人间烟火的避世者厌世者。所以必须大声地喊出来：诗人病了诗歌病了！而不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的诗歌的末路怕要来了。

诗人们的创作一方面与个人的文学修为和个人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对报刊杂志那些编辑的个人喜好和倡导也有很为密切的关系。必须看到，当代诗歌杂志或者诗歌编辑的素质也亟待提高。一些名刊大刊的编辑为一些没有多少文化教育的人充当着，他们几乎用50年不变的眼光选择着他们喜爱的诗歌，同时编辑将发稿与个人创收也紧密结合，使得可怜的诗歌版面常常出现他们引导的那类诗歌：面目可憎，无法卒读。更为可笑的是一些编辑为了显示自己紧跟时代，常常将一些流行的诗歌做为新事物新的艺术创造加以推崇，以为借此能迎接一次类似朦胧诗歌运动那样的诗歌潮流，迎接一次汉语诗歌的变革时代。于是以编辑杂志的名义给某些所谓的前卫诗人搞座谈办大展，将诗歌的创作水平不断地拉向他们固执坚守的那种水种，从此以为成为诗歌的代言人和诗歌理论的拥有者。所以什么“草根”什么“大树根”都会被作为发现被推到很高的位置。

其实文学史的发展从来存在着保守和前卫的对峙，存在着雅俗文化之争。而将一个简单的必然的论争上升到主义，上升到一些新名词新术语，是这个浮躁时代，编辑们最容易操办的事情。

所以，诗歌写作在编辑出版和自身艺术理想的一片混乱中成为一种非艺术或伪艺术的生产，所以，当代诗歌理应受到质疑。

那么当前网络带来的诗歌大繁荣正常吗？我以为这是必然的趋势。但写诗歌的人多了未必就是诗歌的繁荣。中国20世纪文学中曾经出现过全民皆诗的诗歌大众化运动。那场运动当然是为了配合当时具体的历史运动而出场的，而一旦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那样一场诗歌运动中，从审美角度去评价，几乎没有可以作为艺术品留下来的。诗歌被变成了武器成了顺口溜和大白话，成了普及革命思想的匕首，诗歌就会丧失它本身的魅力。同样，大众化的诗歌运动也许对一时的诗歌普及有一定意义，但从审美文化的发展来看，任何文学艺术都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文化积淀和生长才可能结出果实，企图借助运动而将全民诗歌提高的想法，是对历史的遗忘和对艺术规律的背叛。

四、沉没的理论界，妥协的评论界

评论家刘波说：“当前的文学批评不是不痛不痒地程序化地堆砌理论辞藻，让人不知所云外，就是一些批评家凭着个人好恶将某些文学作品一棍子打死，文学批评的中间状态似乎空了，它们也没有失语，它们也没有变得过剩，而只是显得异常苍白。”此话不假。徐敬亚在《重新做一个批评家》一文中说：“缺少最起码的鉴赏愿望和深入的审美能力，使他们的诗歌批评与文学批评无法深入到作品的灵魂。隔靴搔痒的结果，是诗与文学的情感性、多义性内涵遭到极大忽略。我们为什么读诗与评诗？这是一个诗歌批评最大的前提。可怕的是，拆解式的批评动机只产生于理性，而不产生于“感动”。不感动，对于读诗，是天大的致命。它等于佛失去慈悲天空失去风雨男人失去荷尔蒙。两位评论家可以说看到了“感动写作”的另一个大敌，那就是麻木的评论界。其实不光评论界对诗歌的麻木，这里的麻木有两层含义：对诗歌的冷漠，让他们不愿意在一个不热闹的文体上过分投入精力，有点能力的评论家都跑去为小说和散文捧场，因为在当代，小说和散文市场毕竟热闹，而评论家借此也能得到更多的名声和实惠；另一层冷漠就是两位评论家提到的：评论家缺少对诗歌的感受性的理解和鉴赏能力，完全套用一些程序化的理论套路为诗歌做技术性的空洞的理论堆砌，结果使得诗歌和评论都苍白无力，而丧失了一个评论家应该对优秀诗歌应该产生的“感动”。

由此我们还发现另一类人，那就是导致评论家堆砌理论，程序化评判，套用术语，用一些西化新词为诗歌“开道”的帮凶：理论家们。中国当代理论界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和发挥不可谓程度不高，理论家对西方理论尤其新理论的发现和介绍已经极为迅捷和敏锐，但是在沉溺新理论的发掘和研究时，许多理论家根本没有自觉地将新理论和观念和当前的创作紧密结合，做中国化的衡量和考究，往往急于将新理论快速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到中国诗人的作品上；而大多数理论家根本就放弃了对创作实践的考察和研究，使得理论和创作脱节，成为不相往来的局面。

而中国大学博士教育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即是：学理论的很少读作品，而研究作品的很少读理论。学术界如此，那些当代诗歌作品被理论家忽略，被研究作品的所谓学者误读和扭曲也自然成为正常。但这种“正常”正常吗？！

朱大可在《先知之门》一文中说：由于终极价值及其相关伦理体系的沦丧，人间道德面貌阴沉起来。在利益的末日再分配运动中，贪婪的心情和眼神篡改了人，赋予他们以难以想象的无耻性，这就是丧失了道德制约后的极度放纵，以便尽其可能地占有权力和财富的有限实体。他还说：二十世纪的精神动乱，使我们处于丧失自己的预言精神的危难之中。中国游戏精神和后现代主义，从拒绝关怀未来的角度，深化了这一事端的后果。先知早已化为尘埃，只有他们的姓氏，留在历史的遥远景象里，仿佛是一些与我们完全无关的事物。这正是世界之夜本性的尖锐呈示：未来沉浸于巨大的黑暗，它已丧失了预言光辉的照看和眷注。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此发出不安的询问。

这样的文字本身就足以让有良知的诗人们警醒：在一个工业化日益发达的时代里，物欲正在掠夺人性的善良，竞争和诱惑正引发着人类之恶。所以文字方面的纵欲，道德价值的沦丧都成为一种整体症候侵袭着我们的生活，考验着我们的人格和理想。而诗歌何为，诗人何为的提出再次如此迫切和急需。

因为作为艺术最高殿堂上的它，用它千年的魅力保持着生长下去的力量。而人类正是因为凭借着对艺术和梦想的追求而减缓着堕落的步伐。

恢复诗歌的尊严恢复诗歌对人类灵魂的作用，而将诗歌在精神的最底线上维护人类永恒的美和善，多么重要。至少我们看到了诗歌在当代有这样的能力和抱负。而诗歌不至于成为委琐的小市民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在一片铜臭的气息中，卓尔不群，其最大法宝只有唤回诗歌的感动，感动人心的力量来自诗歌本身，而意识到这一点，必将要求诗人与诗歌的相敬相爱，让爱让尊重使得诗歌在这个时代昂起高贵的头，为人类找到精神的光。那光就在感动中培养。

来源头条号：马知遥（天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