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作心得 | 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
  • 楼主: 兰兮风扬 |查看: 2763|回复: 0
兰兮风扬 发表于 2016-9-17 18: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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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

人文精神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观照,何谓人文精神?它有何特征?徐志坚在《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所说:“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们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等一系列命题的自我意识,这便是人文本体,人文本体是决定着人文世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客观依据。” 而人文本体——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正是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使用的人文精神的概念和内涵有所区别的关键。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人文精神的特点和重点是不同的,它反映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人性观、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1]

精神内涵:

一是人文精神是“对人的价值追求”,提倡人文精神与科学性的相容性,关怀的中心是现实生活中人的身心全面价值的体现。

二是人文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物”,其核心是贯穿于人们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价值取向、人文模式、审美情趣,亦即人文精神,认为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活动的内在灵魂与生命。

三是人文精神是把人的文化生命和人的文化世界的肯定贯注于人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之中,强调人的文化生命的弘扬和人的文化世界的开拓,促进人的进步、发展和完善。

四是人文精神是人类不断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提升自己,自己从“自在的”状态过度到“自为”的状态的一种本事。

五是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的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它包括对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等。

关于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的讨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当时理论界主张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界又围绕“以人为本”进行研究和争论。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给我们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课题和新要求。本文试图在总结和吸收人道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科学发展观的相互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理论发展的逻辑:从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到“以人为本”的争论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推向前进。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大批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等方面的论文、专著甚至丛书相继问世;全国性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人权问题和人文精神以及“以人为本”等问题的座谈会、研讨会多次召开。这既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强烈折光。   

第一波热潮:从1978年到1984年,全国兴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论争涉及面很广,比较集中的问题有:


(1)什么是人性?有没有普遍的、共同的人性?

(2)什么是人道主义?有没有超阶级、超历史的“广义的人道主义”或“一般的人道主义”?

(3)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要不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4)什么是异化?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异化?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①]这就为理论界研究人道主义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原则,保证我们在反思现实生活中摧残人性的不人道现象,批评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第二波热潮:从1993年至1996年,文艺界兴起“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在南方以《上海文学》为主,在北方以《读书》为主,连续以此为主题发表论文。全国多家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东方》、《十月》等也相继发表争鸣文章,参与讨论。1995年底上海《新民晚报》列举当年文坛十大热点,关于人文精神之争排在首位。这场讨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给人文领域带来的冲击和震荡在文艺界的反映,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其中主要有:

(1)当今中国社会和文艺界是否存在“人文精神”的失落或危机?

(2)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是什么关系,市场经济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还是促进人文精神的生长?

(3)当今中国需要提倡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有的人认为,人文精神泛指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应用这种精神文明来抵制物欲横流的倾向;有的人给人文精神赋予“人道主义”的内涵,主张尊重人、关心人;有的人将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肯定为“新的人文精神”,强调理想、信念、精神要与现实生活相协调,以免出现宗教式的狂热偏执。这场讨论不仅使人们对市场经济给精神生活产生的正负效应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  

第三波热潮:从2003年至今,理论界兴起“以人为本”的争论。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此后,“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成为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热点。这次讨论涉及面比较广,比较集中的问题有:

(1)“以人为本”含义是什么?有的学者认为,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或以人民为本;有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民”是“人”的大多数,但“民”不等同于“人”,不能用以民为本代替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更宽泛;

[②]有的学者强调,“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本”的释义上,即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之本;人是价值论意义上之本;人是终极追求意义上之本。

[③](2)“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有的学者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实践出发,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④]有的学者则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根本原则,但不是惟一的原则,它所体现的是唯物史观体系中的合目的性方面,“以人为本”与承认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是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

[⑤]还有学者指出,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与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应该说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人道主义,但不等于或归结为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的基本观点之一,但它不是惟一的基本观点,也不是最高的基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它的第一个理论前提,社会本位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第二个理论前提。

[⑥](3)“以人为本”与历史上人学思想的关系如何?有的学者认为,真正以哲学形态系统阐发的人本主义思想产生于西欧;人本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人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尊重人的生命、情感、意志、本能的意义和价值,把人当作世界的本真和最高的存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新的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人本主义有价值的思想融入到“以人为本”中,从而使“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够承前启后,集中一切人学思想的精华,实现了人学学说的一次历史性的整合。[⑦]有的学者则认为,以人为本是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有其特定含义,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要一看到以人为本的提法,就敏感地认为这种提法和人本主义思潮没有划清界限。

如何看待人文精神的历史意义:

首先是背景:一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世俗化、责任感萎缩;二是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学术界格外沉闷,人文科学研究不景气;三是文学失血走向平庸,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意识丧失。

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

1、如今的人文学者在当今世俗化社会越来越感到自身价值的失落,他们迫切需要对传统的人文学术进行相应的调整与自省,希望能够在如今的世俗化社会中建立新的人文精神和人文观念,这有利于人文历史的发展;

2、这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层次,社会中的许多人因此进行了深度的反省和深思,这有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

3、其实,历史上许多的人文精神方面的讨论都给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比如五四时期文言白话的讨论,中西文化异同的讨论,二十年代的人生观问题的讨论,科学玄学的讨论,等等,这些都是人呢文学者对当代学术在不断下滑的过程中的一次城市的自责和坦白,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发展;

4、这场讨论激发了中国人对于传统的自身价值取向观的觉醒,也让中国人深刻反省了西方价值观中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拜物主义的正确与否,有利于新的中国现代化的人文精神的  


林贤治: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

问:回顾90年代初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当时的大致背景是怎样的?

答:1993年,王晓明他们在华东师大的第一场讨论,显然跟1992年邓小平南巡有关。事实上,所谓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扩大,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姓社姓资的缘故,所以现在还羞羞答答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并不是邓小平南巡才开始,只是南巡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文人下海是这场讨论的背景之一,另一个是80年代末的大事件,被讨论者回避了。这其实是构成所谓“人文精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什么叫“人文”?罗马人最早说这个词,如果撇开学院式的油彩看最本质的东西,人文就是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对个人的独立价值、人格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目的,我们的一切环绕“人”来进行。

问:这场讨论其实分了两次,第一次是王晓明老师和几位博士生,围绕王朔的“痞子文献”和张艺谋电影展开的,第二次才是诸多学者一起的讨论。

答:其实第一次的影响力并不大,讨论文章只是在《上海文学》发表。影响较大的还是在《读书》发表的那六篇讨论稿。《读书》杂志在80年代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虽然这场讨论回避了历史遗留的政治问题,避开了具体语境的重要方面,而只专注其中市场经济的方面,但仍然是有意义的。90年代初,一些文人开始不再关注现实,回避严肃的问题,失去应有的道德立场,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一种虚无感,避世玩世的现象都出现了。王蒙过去提倡“躲避崇高”,此时提出“快乐主义”,提倡“幽默”,我认为,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这场讨论重提生存价值、文化理想、生存立场,哪怕带有一点凌空蹈虚的味道,也仍然是对现实的反应,对现实有补救性和纠偏性的正面意义。虽然讨论的范围小,也有很大局限性,但还是应当肯定它的意义。

问:局限性体现在哪里?

答:这场谈论还是太局限在文化理论和批评方面,从文学到文化,都是局限在这里,对更广大的社会问题没有触及。就拿“人文精神”这个词本身来说,他们在讨论时也没有深究,只是强调精神和理想,赋予这个词的实质性的东西并没有被触及,没有抓住核心的东西。

我们今天再去看它,这场讨论显然是不够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第一,对人文精神这个词本身的内涵和意义缺乏深入的探讨;第二,没有把这个概念和现实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扩大这个词所涵盖的社会内容;第三,没有抓住这个词的一些带实质性的、基础性的东西,比如人的权利,这是最不容忽视的。

至于它的影响力,其实更多是《读书》杂志的影响,但后来没有进行下去,自然就没有人再关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认为应当给以切实的肯定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应当过于放大,我认为谈不上“大讨论”;谈论过,但范围很小,圈子很小,是“小讨论”。

问:这是第一次讨论“人文精神”吗?

答:事实上,最早的讨论,应当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那时最早提出这个词。“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其实是同一个词,不能认为这是新的发明。如果90年代初的这次讨论有理论的远见,能沿着被打断了的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接上去会更好,更深入,影响会更大,可惜的是并没有考虑到这点。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场讨论,它的影响力和深度都超过90年代这场,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也不奇怪。

问:9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状况普遍是怎样的?

答:知识分子普遍脱离现实,下海的是较为年轻的大学教师、作家等文化人,人数也不是太多。跟80年代相比较,90年代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对个人理想的关怀显然是淡薄了,甚至是逃避。整个8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那种启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是比较充实,但最近二十年没有了。总而言之是脱离现实,失去理想,失去关怀,失去责任感。

有件事我个人一直耿耿于怀,1994年李泽厚、刘再复在香港一家出版公司出版《告别革命》,影响很坏。9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历史上富有理想情怀、人文关怀的英雄主义的方面都持消极态度。比如“五四”运动,他们把“五四”和“文革”放一起比较,进而对“五四”进行否定。对鲁迅也是,把他从教科书里搬走,扭曲和消解他的反抗性,相反狂热吹捧“好政府主义者”胡适,没有科学公正地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地位。

胡适自然有他的建树,前几个月出了套《胡适文集》,我还是责编。我历来肯定他对传播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作用,在学术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开创性;问题是,作为知识分子,他不像鲁迅那么纯粹。鲁迅是挑战权力的人,而胡适不是;他最终到权门里分一杯羹,是政府的一员。鲁迅是声明不跟政治家去说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洁癖,他这种敌视权力的态度和人格的独立性我非常欣赏。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时也是这样,认为改革比革命好,革命会流血,会死人,如果大家不来革命,不搅局,当时慈禧太后可以搞定,推行宪政,诸如此类的说法。这些东西完全置换了历史语境,是反历史主义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显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状态使然。

问:1995年底出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据说当时首印不久就被一抢而光,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为什么90年代中后期会出现大范围的“陈寅恪热”,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有怎样的关系?一边是知识分子市场化,一边是知识分子犬儒化?

答:关于陈寅恪,我写过《文化遗民陈寅恪》一文,这里不多谈。有人认为,陈寅恪对新政权是持不合作主义的,大约这点是一些知识分子欣赏他的地方。事实上,他是政协委员,要议政,怎么能说和当局不合作?可是,今天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就这样看他,过于放大他身上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理想化、偶像化、虚幻化,制造知识分子神话。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也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思维方式。

问:再后来出现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争议,属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或者说是一个方面的吗?

答:跟人文精神讨论应当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所谓 “左”“右”之争其实也被放大了,中国没有真正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队,新左派虽然有几个人也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我觉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分成两大派斗争。九十年代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问:今天我们该怎么理解人文精神?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答:人文精神说简单点,就是重视人、关怀人,尊重人。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从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一是制度层面,人文精神是一种理想和价值标准,最重要的是制度层面,关系到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方方面面,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等等。

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奶粉为什么有毒?为什么大米会镉超标?为什么会有孙志刚事件?为什么会有开胸验肺?为什么会有强行拆迁?为什么会有城管打人?为什么会有“宝马事件”、小悦悦事件、唐慧案件?人文的东西到底在哪里?人文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直到日常生活,人文精神到底位置何在?这样才可以把人文精神的讨论放大。

另外人文精神既讲精神,就得讲心灵,讲道德,讲理想、信仰、价值观念、意义等等内在的东西。这几个层面是有联系的,人要全面发展,社会要全面发展。

问:您的意思是,人文精神最基本的部分是权利。

答:对,我认为自由是人文精神的灵魂,而权利是他的躯壳。我们谈政治、法律、文化艺术,都离不开权利。一切都应该回到个人,国家是为个人存在的,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这些其实都是常识。宪法庄严地赋予了我们每个人的公民权利,但实际情况呢?如何落实呢?如何完善呢?这是人文精神最根本的东西。

探讨所谓人文精神的内涵,要抓住最基本的实质性的东西,要保证作为人的权利的实现。如果撇开人的权利,撇开人的生存状况,撇开人文环境,仅仅注重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完善方面,就把人文精神这个词缩小了。今天我们再去回顾它的时候,就应当在讨论中扩大它的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的原始积累状况进行了批判,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作为后发国家,怎样去借鉴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面的西方国家的成果,吸取他们的教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端,本来我们是可以回避的,但是没有。比如说伦敦是雾都,主要是因为污染,为什么我们会重复这个错误?甚至变本加厉?本来许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发展是硬道理,到底是不是最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本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发展是为了什么,发展不是最终目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健全,为了人的自由生存,这样,人文主义的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回顾人文精神,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大到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至我们生存、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是可以由此扩大和延续下去,让更多人关注讨论、参与讨论,接受人文主义教育。

问:2012年在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张汝伦、高瑞泉四位学者又围绕人文精神进行了一次讨论,其中也谈到很多当下社会的问题。

答:我觉得还是比较表浅,因为不牵扯到制度的问题,不牵扯到人的权利问题。“人文”如果不跟人的权利相联系的话,到底是皮毛的。权利涉及制度、体制,它有没有赋予你以权利,有没有剥夺你的权利?所谓“四大权利”: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免于匮乏——还有比这更基本、更重要的“人的问题”吗?

回过来看,知识分子的启蒙工作还得继续。启蒙是个长时期的过程,而我们才刚刚开个头而已。

问:怎么看今天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

答:知识分子生存环境问题,要客观地看待它。80年代丁玲写纪念瞿秋白的文章说“在我们这个不健全的世界里”,我们现在的社会仍然很“不健全”。那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像这样进行讨论是一种,还有像过去“五四”时期那样,“到民间去”,办平民学校,这是知识分子团队的行动,但在不健全的环境下集体行动是困难的。那么我们再回到个体,用鲁迅的说法叫“散兵战”,知识分子坚持自己,完善自己,奉献自己,虽然力量未必有团队那么大,但依然可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王晓明、陈思和他们在回顾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也有所反省,谈到自己该做自己的事,我觉得他们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问:王晓明老师后来转向做文化研究,其实是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的体现。

答:对,这个转向可以认为是他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对这点有所坚持才能有这种转向,我以为是值得称道的。马克思·韦伯说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你安身立命的东西?关注人文精神的学者,为理想,为信仰,对生存意义的关注,还是值得肯定。但从总体的情况来看,现在知识分子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两方面还是非常欠缺。

对知识分子来说,既有负担整个社会改造的使命,承担启蒙工作的一面,另一方面,要有对自身精英意识的批判,有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意识,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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