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学体”的形成以及文学改革

欧阳修肃清文坛的功绩被后人赞颂，对于太学体则是众口一词的批判，但“太学体”究竟是什么，与清“八股文”是否类似？却少有问津。

北宋嘉佑二年（1057），正是举子赴考之时，当年欧阳修为贡举主考官，当年登第者除前三甲章衡、窦卞、罗恺外，还有理学奠基人程颢、关学创始人张载、庆历改革者吕惠卿，最著名的要数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等兄弟。这一年的举子几乎囊括了北宋中后期文学、理学、政治各领域的权威和奠基人。可见这些人不仅是少年天才，更说明他们当时标准选拔的合理性与前瞻性。当年登科者，外地多于京畿附近，重创太学。

那一年，欧阳修极力反对的是“太学体”，文风特点是“险怪”。欧阳修深恶痛绝，拿着大红笔将这样的文章从头叉到尾。“太学体”的代表人物刘几两年之后改名重考，被殿试考官欧阳修拔为头名，虽尴尬愕然，但也说明一个道理，此人并非没有“简而为文，平淡造理”的能力，全是风气使然。所以，欧阳思的改革功绩毋庸置疑。

欧苏的方向可以看作是北宋古文的主导方向，尤其是苏轼的文章是宋代古文的至高点，代表的是平易流利的文风。但是也有其他方向，王安石的文风虽说不上“险怪”，但多少也有些晦涩难懂。王安石通过科举改革使得北宋后期“经义文”泛滥，也是后世八股文的前身。程颐是北宋理学宗师，却在当年被欧阳修排在门外，十八岁就写成《上仁宗皇帝书》《颜子所好何学论》等，阐明学与道、性与情等问题，在嘉佑二年的题目《尧舜性之赋》上，应该是很有一番作为的。而欧阳修看中苏轼的那篇《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确实流利平易，但在程颐眼中估计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文章。

苏轼苏辙都将欧阳修排抑“太学体”作为其功绩之一。苏轼热情歌颂，并决心追随欧阳公。正如苏轼所说: “ 世之奇特之士, 其处也莫不为异众之行, 而其出也莫不为怪诡之词。”像“ 太学体” 这样的“ 怪诡之词” 并不是单独存在的, 它应与“ 异众之行” 互为表里, 是“ 奇特之士” 的所为。嘉佑年间这种“ 奇特之士” 的崛起, 既是庆历士风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更是北宋思想文化向“ 性命之理” 的深处挺进时必然经历的阶段。

转自winter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