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

提问：林竞君上海市徐汇区徐家汇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态属性是本质属性。请问，为什么说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如何落实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坚持意识形态属性？

解读：秦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栏目主持人： 徐黎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要以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马克思将宗教、道德、哲学、艺术、法律、政治等这类观念形态统称为“意识形态”，大体相当于今天“文化”的狭义概念。马克思不使用“文化”而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原因，在于他反对抽象地研究文化史的内在规律，强调要从社会现实出发批判和解释文化的经济生活起源及其社会功能。这恰恰反映出意识形态—文化这对概念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文化作为具体的传播方式与表达方式，不存在不反映任何观念形态的所谓“纯文化”；另一方面，任何意识形态都需要具体的文化传播形式来承载，无法凭空灌输。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是理论观念与形式表达的关系，或者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而二、二而一，无法相互割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正是深刻指出了两者的这种内在关系。

正是由于意识形态隐于文化背后的这种属性，让很多人产生了误解，以为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产业主要遵循市场法则，满足人的个性化选择，与意识形态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其实不然。即使是时尚这类看似只需要关注市场需求的行业，也无法脱离与政治的关系。人作为社会动物，他所受到的价值立场与政治观念的影响会塑造其情感与审美倾向，而人的情感与审美又会反过来塑造其消费倾向，从而影响市场。

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要重视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与重要性，更要重视它的内在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借助于一切文化的方式、以符合文化生产、传播规律的方式来进行。

要在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过程中处理好坚持意识形态属性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守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当前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我们要坚持和守住的“正”，这个“正”无法在守旧退缩和僵化教条中守住，只有在不断解决和回应新问题的创新过程中才能守住。

第一，要将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新方式。所谓满足市场需求，可以看作是从群众需求、思想和心理特点出发来打造和生产文化产品，这与我们党走好群众路线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搞清楚为谁服务的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很多人误以为大多数群众对严肃的社会或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就去生产内容低俗的文化产品，这既是对市场的误导，也是对市场的误判。这种误判往往来自于对民意的误判。近几年来，一些国内大火的电影都是“正能量”电影，同时赢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与此相反，很多自以为迎合受众的“流量网络剧”内容粗制滥造，流量明星演技不精，靠抠图糊弄观众，花大血本搞宣传发行。这些作品或许开始能够获得一时的经济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会越来越遭到大多数观众的批评与不满，最终导致市场收益也惨遭失败。

第二，良性的意识形态—文化产业关系需要耐下性子慢慢培育，不能急于求成。在现实中确实也存在有的高质量文化产品缺乏受众的情况。这里除了要辨别与细分需要保护的文化传承项目外，也需要一个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塑造、相互教育的过程。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消费者群体也是文化工作者用高水准、专业的文化作品不断影响和培育的结果。例如，国家大剧院、中山音乐堂等文化单位义务举办音乐讲座进校园等活动，并在很多演出中拿出部分座次，用较低价格面对学生、低收入群体，逐渐培育出一批古典及高雅音乐的爱好者与消费者。还有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如京剧、昆曲等都进行了形式创新，从而收获了一批稳定的年轻受众。

第三，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理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发展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去除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去除一些僵化和错误的思维。例如，认为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就是采用行政手段，文化产业就是采用市场手段；公共文化服务就是花钱，文化产业就是挣钱；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承担意识形态功能，而发展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等等。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往往是阻碍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实践中，很多时候政府通过市场手段购买优秀文化产品，既可以满足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又引导了文化市场的方向，激发更多优秀文化产品的创作，一举多得，这样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在两者如何相互配合的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第四，要占领现代科技领域制高点，提前布局。5G网络与万物互联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的制造业优势转化为文化和意识形态优势提供了机遇与条件。物联网将带来“物媒体”的未来，一切都将是媒体，媒体也将融入一切。例如：中国玩具大量出口，届时每个玩具都有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入口，搭载着媒体内容。问题是，到时候我们准备搭载什么样的内容，要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这都需要媒体和文化产业工作者提前思考和布局。

第五，政府指导引领文化工作与群众自发创作、市场自由选择相结合。互联网激发出人民群众极大的文化创造力与活力，并生产出大批成功的文化爆款产品。政府应当鼓励、扶持、团结、引导这些优秀文化产品生产者。比如，鲁迅文学院每年都会邀请当红网络作家来进修，学习党的文化和文艺理论，请名家讲授写作技巧，以及如何传播自己的作品等，这些课程非常受年轻网络作家的欢迎。共青团中央也团结和组织青年学术界、网游界、国风音乐界等广受青少年欢迎的文化种类和圈层的创作者，定期举行学术研讨、合作组织相关活动等，加强了党和政府与文化创作者之间的联系合作与相互理解，引导这些新兴行业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六，处理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安全之间的关系。在文化产品争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误区，以为只有赢得国际大奖才算真正成功地走出去。事实上，西方主流的电影、文化类大奖的评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一些文化产品往往反映中国的落后面才有可能通过审查入围或者获奖。很多国内文化工作者为了获奖一味迎合这种标准，而一旦获奖其作品反过来又在国内市场受到追捧，这种情况需要引起重视和警醒。文化自信与文化发展，往往首先要以确立正确的优秀文化标准作为起点。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