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诗坛病了，诗人疯了？

一位经常在文学期刊上抛头露面，却始终不“红”的“新归来诗人”，曾主动联系我，给我寄书，想让我为他的诗集撰写评论，希望通过我的“关系”，“推广”他的诗歌。他在电话里请我“到南京来玩一玩”，并说，我熟悉的某位经常给他发表作品的编辑，都“来玩过好几次了”。他又说，我批评过的那位装神弄鬼的诗歌“大神”，也是他的朋友；我指出的那些问题，的确存在，只是作为朋友，他不便直接说出来。这位“新归来诗人”还给我发来了一位安徽作家的长篇小说电子稿，希望我能为该作家写评论，并特别提示我说，润笔费将“颇丰”……

我委婉地谢绝：最近一直很忙，实在是没有时间。

结果，该诗人忽然摇身一变，采取“反向炒作”策略，在网上发表长篇累牍、戾气冲天的文章，对我进行怒不可遏的深揭猛批，其“吃相”之难看，实在是太令人恶心，这里不提也罢。

适才这位“新归来诗人”的做派，仅仅是当下诗坛的冰山一角，更多的猫腻和丑态，却鲜为人知。

诗坛这个林子很大，究竟有多少好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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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隐晦地说，我是越来越看不起一些写诗的人了。在当代文坛，“诗人”的怪事最多，出的洋相也最多。他们中许多人，原本就是文坛混子和名利之徒，仅仅是披上一件诗歌的外衣、戴上一副诗人的面具而已。为了出名，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如蝇逐臭般疯狂追名逐利，蝇营狗苟，以致互相排挤，彼此碾压。没出名的想出名，出了名的想出大名，出了大名的，又一心想当诗歌“皇帝”，稳坐头把交椅，让所有的诗人都对其俯首称臣、高唱赞歌。为了瓜分诗坛的蛋糕，确立各自的地位，他们像旧时的官场高手一样，拉帮结伙、明争暗斗；又像某些历史书上的“起义军”，高举花样百出的道义大旗（诸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口语诗歌”等），高呼形形色色的漂亮口号（诸如“诗到语言为止”“本土气质”“中年特征”等），攻城略地，瓜分豆剥。从互相倾轧，到公开谩骂，从你争我夺的文字较量，到北京昌平盘峰宾馆诗会上的赤膊上阵、集体互喷，诗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盛况空前”、丢人现眼的丑剧……

厚颜自夸，吹牛大赛愈演愈烈

在谁都幻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当代诗坛，一些贴着“诗人”标签的人，个个豪气干云、牛气冲天，做着“诗歌皇帝梦”。他们今天“打倒北岛”，一脚踢翻朦胧诗，明天哄抢“胜利果实”，时而拉帮结伙，时而分道扬镳，扯旗单干。他们以为，有枪就是草头王，三五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诗歌小帮派。哪怕写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好作品，也要剑走偏锋，以身体为旗，“亮出”自己的“下半身”，通过极端手段，来确立自己在诗坛的江湖地位。

在“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的今天，诗歌已经成为一种“圈子人”的游戏，与真正的文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写诗的是这帮人，评奖的也是这帮人，获奖的同样是这帮人。台上的评委和台下的“运动员”上下其手，其实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这种彼此评奖、轮流坐庄的利益勾兑，就连“圈内人”张执浩都实在看不过去了：“国内的很多奖项设置有问题，大部分奖出发点不错，最终却变成了人际关系奖。”吊诡的是，诗坛越是混乱，文学奖越是缺乏公信力，遭到读者的鄙视，诗歌活动和诗歌大奖就越是如火如荼、锣鼓喧天。诗歌成为利欲熏心的名利场，一夜之间，诗人就变成疯子和自大狂，数不胜数的诗坛笑话，就像长了翅膀，不胫而走——

欧阳江河说：“一位美国诗人告诉我，我对美国当代诗歌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王家新说：“在国外的一个诗歌节上，一个热爱中国杜甫的诗人对我说，米沃什也来过这里，我认为你比米沃什写得好。”“我的随笔写作完全可以同米沃什，布罗茨基并列。”

西川说：“我是在美术学院任教，在所有的中国诗人包括小说家里，我也许是唯一一个跟视觉艺术走得这么近的人。”

于坚说：“我就是当代中国的歌德。”“是上帝派来写作的。”

伊沙说：“我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比大师写得好。”“我才是中国最好的抒情诗人。”“我的认识早已经一次性地超越了‘朦胧诗’和‘第三代’。”“告诉你一个真相：在1990年代以后，将口语诗中所有原创的可能性化为现实的便是伊沙的诗。”

臧棣说：“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诗歌中的深度在当代诗界也没有多少人可以企及。”

……

狂妄自大，一直是文人为人不齿、病入膏肓的坏毛病。难道一个人一旦写诗，就会把脑子搞坏？就连根本不会写诗的木心，都能说出这样的话：“屈原、杜甫，那是伟大，可是和莎士比亚相映照，分量不够了——中国的诗，量、质，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诗国，可是真正伟大的世界意义的诗人，一个也没有。”木心进而大言不惭地说，他的诗比博尔赫斯写得好，因为博氏是小说家写诗，而他是诗人写诗。木心甚至以此对陈丹青们说：“这不是骄傲，这是豪迈。”

酒越喝越高，诗越写越飘，难道这就是当代诗人无法摆脱的宿命？欧阳江河、王家新等看似情商很高，却分不清外国同行的溜须拍马和刻意恭维，更搞不懂什么叫做虚与委蛇、请君入瓮。对伊沙、臧棣们毫不脸红的自吹自擂，我们权且当作劣质脱口秀般的廉价的快乐，一笑了之就好了。这些可笑的诗人，就像那个招摇过市的皇帝——其本人难道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光着屁股满大街溜达？

拉帮结伙，你吹我捧败坏诗坛

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早已成为诗人之间确立江湖地位的潜规则。许多诗人不是潜心创作，而是一门心思削尖脑袋，拼命搞“诗外功夫”。他们欺骗读者，彼此互捧，你称我是“先知式写作”，我赞美你是“源头性诗人”，张三可比肩中国古代某位大诗人，李四堪媲美外国某位诗歌巨匠。和外国大诗人“攀亲”，拿外国诗人的话来美化自己，更是“高大上”的炒作手段；而各路马屁精也纷纷出洞，各显神通，吹捧得要多肉麻有多肉麻：西川被打扮成“中国最国际化的诗人”，杨黎被飙捧为“中国诗坛平地兀起的一座山峰，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捧人神功修炼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不由你不服。其实，此神功也并非什么“不传之秘”；把芝麻吹成西瓜，把蒺藜说成鲜花，早已成为诗坛混子们操练得十分娴熟的招式。

臧棣的《诗歌植物学》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被一帮文坛大咖假装喜爱和浮皮潦草的联袂推荐。在该书腰封上，赫然出现了如此名不副实的评语：“《诗歌植物学》载负着古老的基因，回应着世界文学中现代诗学的植物学，如歌德的《植物变形记》、梭罗的《相信种子》、惠特曼的《草叶集》，还有扎根在现代都市的《恶之花》。”写出这种文字的人，大概并不知道《草叶集》《恶之花》写的是什么，如此的瞎比附，无异于把一脸麻子的丑女，说成是满脸酒窝的天仙。臧棣那要死不活、毫无灵气的分行文字，与惠特曼汪洋恣肆、神采飞扬的《草叶集》哪里扯得上关系，怎么可以相提并论？臧棣找来一大帮诗坛大佬、文坛大咖，来为自己的诗集吆喝站台，突显出他内心的极度虚弱。写诗不是打群架，更不是主播粉丝团PK，要那么多人助威吗？李白和杜甫，找过哪一位“大咖”来为自己“加持”、背书？惠特曼的《草叶集》出版时，何曾有过臧棣《诗歌植物学》这种花里胡哨的腰封和集体起哄？没有李白“倚马可待”的天赋，没有杜甫“读书破万卷”的硬功夫，臧棣只能靠这种“骚操作”来冒充诗歌大师，吸引读者眼球，以在诗坛博取虚名。至于出版商将《诗歌植物学》与《草叶集》相提并论，无疑是亵渎、侮辱惠特曼的轻浮之举。针对这种恶习，一位诗歌评论家说：“臧棣根本没有诗才！……诗集护封找那么多大神护卫吆喝，只能说明他是冒牌的，极度不自信；而所谓诗坛，竟也如此不堪，抱团取暖，蛇鼠一窝！”

当下诗坛的溜须拍马是没有底线的：把于坚吹成当代李白，把韩东吹成当代杜甫，把杨黎吹成当代王维，甚至把韩东吹成“中国的庞德”，把臧棣的《诗歌植物学》吹成“兰波的呼唤”……一时间，“吹牛俱乐部”唢呐声声、锣鼓喧天兼彩旗招展。要说诗坛捧人的新高度，还得说那位“诗歌遗老”——柏桦的这番评语：

用六百页的篇幅来写一部诗歌植物学诗集，这可谓世界诗歌史的奇观。打开这本书，满目植物诗立即让我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这次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臧棣的这些植物诗具有超拔的美感、独到的认知力以及耐人寻味的智慧。

我非常怀疑柏桦先生是否仔细阅读过臧棣的这部诗集，不然，他怎么会说出如此有悖常理的话？我不理解柏桦先生何以要为臧棣这样的庸诗站台，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诗坛的名声？明明是无法卒读的“机器写作”，却被吹捧得如此美不胜收，可谓从蜡里嚼出牛肉干的香味——是不是以后再说“味同嚼蜡”，就是“从寡淡无味中嚼出馥郁香甜”的意思呢？

我更同情在该书腰封中为臧棣站台的洪子诚老先生。读臧棣的诗，绝非心旷神怡的艺术享受，而是苦不堪言的体力劳动。我很难相信，洪子诚先生真的能够把这本多达585页的冗长诗集，一首一首全部读完。严格说来，洪先生并非主攻现代诗歌研究，也就没有必要掺和对臧棣诗歌的炒作。如其不然，我倒想请教洪先生，臧棣的这首“呓语诗”，究竟好在哪里：

远远看去，它像一把喝醉了的红锁；/但是，有门，没门，从来不是重点。/它赌你身上至少会有/一次生命的反弹。//近看时，它从风铃中找回了/被你剥夺的颜色。它的海绵山/隆起在大红大紫中，将巨大的交易，重新缩小到分寸的讲究中。//实际上，它不太适合于观看。/多数时候，它如同一间乡下的急诊室。//走进去时，你是个有点复杂的病人。/走出来时，你看上去像个红得发紫的医生。

——（《海南莲雾丛书》）

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会把学术的声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洪子诚先生为何要不惜透支自己的名气，跟着大伙凑热闹，为臧棣的庸诗“打call”呢？我实在为洪老先生感到惋惜。

诗人骂街，比荡妇撒泼更可怕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坛总是弥漫着一股荷尔蒙的气息。诗人们争先恐后地写“摸奶诗”“打炮诗”，不仅公开亮出自己的“下半身”，并觊觎别人家女儿的“一把好乳”，而且还要“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从来不忌生冷，在“性”的写作上一路狂奔的当代诗人，一夜之间不但与国际接轨，迅速走到了“国际前沿”，而且远远超越了“薛蟠体”。尽管我们没有必要谈性色变，但也绝不能把流氓的淫荡，说成“人性的解放”；把诗人的撒疯，说成“诗歌的先锋”。

许多诗人就像分不清人体艺术与春宫画的区别，热衷于书写脐下三寸，把内心的淫荡和荷尔蒙驱使下的狼奔豕突，包装成分行的文字，号称是一般人读不懂的现代诗歌。比如杨黎的《打炮》，沈浩波的《一把好乳》和贾浅浅的“裤裆诗”。他们不是努力将自己的诗歌写得更好，而是绞尽脑汁地比赛谁的体内荷尔蒙更旺盛，把放荡当成浪漫，把写性当成吃饭。

在此风潮的迅猛侵蚀之下，流里流气已然成为诗坛的一种时髦。某些诗人以“浑身痞子气，满口生殖器”为荣，把野蛮人的脏话，当成是诗人的真性情和艺术家的标配。这其中，伊沙泼妇骂街的粗口和“国骂”，与西川荷尔蒙喷射的“我×你妈”，不禁令人怀疑，他们是否患有严重的“秽语症”。先看伊沙：

灵魂，体内的大鸡巴！所以，外在的宫刑也挡不住司马迁！你这种阴B，我一天操疯一个，就是给人类积德了！诗人就是民族的阳具！写作如房事，在那神圣时刻我是不呼口号的。秦人都怂成啥鸡巴样了！老子当场破口大骂！一个湖北出来的小北漂，自个儿娘说“日P”，不许我妈说“做爱”。

事出无奈，为避免读者感受不到诗人浓烈的“诗情”、理解不了“愤怒出诗人”的“真义”，恕我没用“*”“×”“□”或“JB”之类的符号、字母将引文中的不雅字词隐去，以致可能会让部分读者感到不适。你大概不会想到，这些戾气冲天、唾沫四溅、生殖器满口的垃圾文字，居然出自伊沙的“学术专著”《中国现代诗论》（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伊沙之所以如此怒不可遏，恨不得把满肚子的大粪，统统都喷吐到被骂者身上，无非是与其诗歌弟兄们意见不合，在分割诗坛“蛋糕”时，没有得到本以为应该得到的“份额”，没享受到“诗歌天子”般的特权和殊荣。

把“流氓气”当作“诗人气”和“真性情”，在当下诗坛极为流行，甚至被当成是一种时髦。形形色色不堪入目，以生殖器和动物本能刺激眼球的“诗”，犹如洪水猛兽，充斥着整个诗坛。且看西川是怎样朗诵他的得意之作《轶事（之一）》的：

你他妈什么意思呀？你丫把我当他妈什么人啦！我像个小偷吗？我×你妈！我这眼镜是小偷戴的吗？我这手腕上的战国鸡骨白玉手串是你妈小偷戴的吗？你丫瞎了眼了我×你妈的傻×！管他妈闲事你也瞅准了再说！×！什么女人啦！

如果说伊沙的泼妇骂街，开启了当代诗人朝天吐口水，蛇吐信子般四处狂喷，西川的“荷尔蒙体”诗歌，则将当代诗歌最后的一点尊严彻底送进了坟墓。看到西川们这样的诗，谁还脑子进水，继续去读他们的诗歌？

韩东何以要打自己的脸？

诗人韩东，一度被誉为“第三代诗人”的领军人物和“民间写作”的典型代表。《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是他数量有限的“名作”中的两首诗，“名”到被诗坛一些人反复拿出来说事；但它们究竟好在哪里，却是谁都说不清楚。他那句“诗到语言为止”的“名言”，简直就像谜语，人们猜来猜去，仍始终没有谁能真正说出个所以然。

据说，《有关大雁塔》是对杨炼的“史诗”《大雁塔》中所塑造的“金碧辉煌、仪态万方”之崇高神祗般的存在，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解构”。此诗诱发了伊沙《车过黄河》的跟风写作，韩东也俨然成了“诗坛先锋”。其实，诸如此类的“解构”，却并非始于韩东，民间老早就有了，比如唐人张打油的《咏雪》（“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就是著名一例；当代也有“民间诗人”写的“解构”峨眉山的诗：“人说峨眉天下秀，我说峨眉好个球。不是郭老吹得凶，哪个龟儿到此游？”——相形之下，眼前这位“诗坛先锋”的名作，只是炒了之前的非主流冷饭罢了。

许多写诗的人在浪得虚名之后，往往都会大脑膨胀，眼冒蓝光，不是骂骂咧咧要“pass北岛”，就是口出狂言要打倒鲁迅、踢翻徐志摩。除了不骂自己，他们哪个都骂。这类诗人中，伊沙和韩东可说就是典型的一对。韩东就说过：“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不过，别看他这么愤怒地声讨鲁迅，却又似乎非常惦记“鲁迅文学奖”的巨大红利；而那东拼西凑的诗集《奇迹》，竟然能征服众多评委，让这位辱骂、唾弃鲁迅先生的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到底是打鲁迅先生的脸，还是打韩东的脸？如此魔幻的一幕，直让人觉得，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魔幻的世界里。让我们看看这部获奖诗集中的《白蛆》一诗，究竟有多么奇葩吧：

一条白蛆在蠕动/像一粒大米，或者像/大米煮成的米饭。/米饭在蠕动/它是荤的/有其生命/不是尸体。/蠕动其上的地面颜色较深/有点潮湿/微风吹过/草叶晃动/但白蛆不动。/它没有被风儿吹动/是自己在动。/某种力量源于自身/被自我掌控/从东边慢慢地移往西边。/一种和我们类似的被掌控于自身的力量。/然后，你抬起脚/踩破了那截蛆。/我们显示我们的力量/而让另一种比我们渺小的力量/宣告破产。/现在/风可以吹动那截瘪下去的尸体了。/蛆的液体被土地吸收。

真是把无聊当有趣！难道韩东写诗就是为了让读者感到恶心，一见诗就呕吐？我想，如果鲁迅先生读过《白蛆》，大抵会如此感慨一番吧：“我曾以为，‘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不料，鄙薄我的韩东，却写了这样的《白蛆》，来公然戏弄我。这倒也罢了。韩诗人用这样的诗，参加以我这‘老石头’的名字命名的奖，并居然得了这奖，依我看，这实在是‘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了。还是季鹰看得真切呢，这‘身后名’竟真是要不得的。”

《奇迹》里的诗歌，满纸鸡零狗碎、婆婆妈妈不说，甚至还有一些似曾相识的“诗意”。比如《悲伤或永生》中，有这样的句子：“有人死了，但豆瓣还在/仿佛在网上可以永生。//有人活着，却消失了/微博里最后的留言是/‘无论你是谁，在什么花期/都要活得如此蓬勃呀！’”《看雾的女人》也是：“她立在窗边看雾/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就一动不动，使劲地看。/而我看着她，努力去想这里面的理由。//远处大厦的灯光从明亮到模糊到彻底消失/难道她看的就是这些？/当窗户像被从外面拉上了窗帘/她也没有离开。背对没有开灯的房间/也许有影子落在那片白亮的雾上。”这些，大概可以被视为向臧克家、卞之琳“致敬”，却也难免被指责有“借鉴”“模仿”甚至“洗稿”之嫌。

这就不由得想起诗歌界那些此起彼伏的抄袭事件。一位文学杂志的主编颇为无奈地对我说：“最近屡屡‘爆雷’的诗歌抄袭事件，让我们这些编辑个个如临大敌，焦头烂额，有苦说不出。许多读者总是抱怨我们审稿不认真，但我们即便是查遍网络，问遍‘知乎’，也依然很难查出那些经过‘洗稿’的诗歌。许多杂志的‘反抄袭声明’也刊登了，‘反抄袭联盟’也成立了，但依然无法阻挡抄袭者的脚步，吓退抄袭者。”我告诉这位主编说，一个抄袭的人连脸都不要了，难道还会惧怕那些故作声势的“反抄袭联盟”？要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连张爱玲这样的大作家，都曾对无名作者“下过手”，“洗”过别人的稿，只是由于诸多原因，学界对此一直讳莫如深、三缄其口。难怪诗人雷平阳说：“其实所谓的先锋，所谓的诗歌运动，后来我认真研究它们时恍然大悟，事实上有无数人写出来的所谓经典都是模仿之作。”

韩东最喜欢自己打自己的脸。韩东说：“一个活人想成为大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对死亡的、已知的、确切不变和秩序条理化事物的肯定和崇拜，他心甘情愿地屈服于此。”他还高调宣称：“大师是对诗歌的一种玷污。”但转眼又出尔反尔地说，他所崇拜的诗人吕德安“是一个成功的诗人，各方面都具有大师的特征。他是一个自觉的诗人，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大师。他足够分量”。这是怎样的没了标准、颠三倒四呢？诗人的脑回路自然是与众不同，但也不该是无章可循吧？莫非失传已久的“左右互搏”之术重现江湖？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韩东竟然大爆已故诗人朋友的“猛料”：“骆一禾来信，告诉我于坚背后说我的坏话，我回信说，我相信面对面的感觉。”作为当代诗坛一位即便在死后依然鲜为人知的诗人，骆一禾早已和他的诗歌一样归于宁静，而韩东与骆一禾不和的事情真相，始终扑朔迷离。骆一禾离世多年之后，韩东竟然在书中公开让人难辨真假的所谓细节，这对长眠于地下、无法辩诬的骆一禾是不公平的。这种做法，实在有些不厚道。

从伊沙撒泼，到韩东大爆他人隐私；从于坚自诩为“中国的歌德”，到西川激情四射地到处“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诗坛丑事和脏事，真让人大跌眼镜，哭笑不得。人们不得不怀疑：这样的诗坛是不是病了？这样的诗人是不是疯了？

（《文学自由谈》2024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

这段文字是一篇评论文章，讨论了当代诗歌界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其中提到了个别诗人或编辑通过关系网络、互相交换利益等方式来推广和发表作品，还有抄袭、模仿和故意制造炒作等行为。作者对这些现象表示了批评和担忧，思考着整个诗坛的健康状态以及诗人的心态。此外，提到了多位诗人的行为和言论，包括对已故诗人个人隐私的泄露、不厚道的言论，以及对诗歌作品本身质量的嘲讽和质疑。总而言之，这是对当代诗坛风气的一篇严肃的反思和批判。

至于您提供的图片，似乎是一个小巫婆的玩偶坐在一个红色的物体上，这个物体可能是一个摩托车玩具的一部分。玩偶戴着典型的巫婆帽子，穿着绿色的衣服，手中还拿着一把金黄色的扫帚。图片可能是装饰性质的，或者是用于某种节日庆祝的一部分，比如万圣节。这个玩偶与您提供的文本内容没有直接联系。如果您有其他关于文本或图片的具体问题，请告诉我，我将尽力为您解答。

   

——来自AI（加入VIP可享AI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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