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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诗人辈出的时期，唐代诗人的成就至今仍被世人传颂。
唐朝的诗人群体庞大，而许多著名诗人在个人命运上都遭遇了诸多不幸，甚至结局悲惨。
杜甫久饿暴食撑死，李白醉酒捞月溺死，王勃坠海惊悸而死，卢照邻不堪病痛投水自溺……
而“七绝圣手”王昌龄则是遭忌被害，死于奸小之手的。
杨花落尽子规啼
安史之乱爆发后，时局动荡。
刀火之际，朝廷忙于应对叛乱，自顾不暇，下级官员纷纷自寻出路。
756年，肃宗继位，大赦天下。
此时的王昌龄已经年近花甲，被贬至龙标多年的他，终于可以致仕回乡，回到故里了。
却不料途经亳州之时，竟被亳州刺史下令杖杀。
《新唐书·王昌龄传》载：
“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
盛唐诗坛的巨星就此陨落，史书中却只有寥寥几笔带过，死得不明不白。
闾丘晓为何要杀王昌龄呢？
这两个人，除了同朝为官外，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王昌龄不过是回乡途中路过亳州，短暂停留罢了，也并非受闾丘晓管辖的官员。
于私于公，二人没有交集，更谈不上恩怨。
《唐才子传》写得稍微详细一些，说王昌龄是“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
因此后世很多人认为，闾丘晓杀王昌龄，是因为嫉妒他。
诗家天子，七绝圣手，王昌龄的确才华横溢，在当时的文坛也是赫赫有名。
因此遭到文人嫉妒，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闾丘晓这样的人，会因王昌龄才华出众名声在外，就心生妒忌，甚至起了杀意吗？
嫉妒情绪，通常是在同一领域的竞争中，或是在优越感被破坏时产生的。
然而闾丘晓和王昌龄二人，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甚至根本不在同一条“赛道”上。
唐朝有繁荣的经济，鼎盛的文化，以及开放包容的盛世气度。
贵族阶级的文化素养普遍都很高，对文人也非常重视。
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不同出身背景的优秀人才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唐朝可以说是一个盛产人才的时代。
人才辈出，天才辈出，优秀的文人数不胜数，名重一时的也不少。
虽说文人相轻，但如果因别人的才华和名气胜过自己就要杀人，那是杀不完的。
何况闾丘晓本人并无文章诗作流传，恐怕当时也鲜有文学创作。
读书不过是为科举仕途，于诗文一道既无天赋，也谈不上爱好，更没有什么追求。
这样一个人，为何要嫉妒王昌龄？为何非要与这位赫赫有名的诗坛巨星，在文才上争个高低呢？
如果一定要说这两人之间存在什么“竞争”的话，那大概只有仕途了。
古代文人的终极目标，基本都是做官。
学而优则仕、货与帝王家，这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出路。
于仕途而言，诗文水平与名气，有时也不过是科举的一块敲门砖。
王昌龄的诗作出色，也的确名噪一时，但仕途却一直坎坷不顺。
考中进士后，他在秘书省任校书郎，算是当时的一个基层文职。
后来他博学鸿词科登第，也只当了一个县尉。
再之后就是两度遭贬，安史之乱爆发时，他还在偏远的龙标当县尉。
入仕三十年，当过最高的官也不过是个正九品。
反观闾丘晓，堂堂亳州刺史，是亳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唐朝三百六十州，刺史的地位就相当于是现在的市委书记。
而刺史权力还要更大些，几乎到了“上马统军，下马治民”的程度。
官居高位的闾丘晓，可以说已经实现了文人的终极目标。
在仕途上更成功的他，为什么要去嫉妒仕途不顺、官小职微的王昌龄呢？
所以，王昌龄遭人嫉妒被杀的说法虽然广为流传，但多少有点以讹传讹的意思。
不仅缺乏史料支撑，也不太合情理。
史书中虽然用了“忌”字来描述闾丘晓的杀人动机，但“忌”并不只有嫉妒的意思。
《说文》曰：“忌，憎恶也。”
也就是说，王昌龄很可能是得罪了闾丘晓，遭其憎恨，因此被杀。
但得罪人这种事，在交通、通讯以及传媒手段都不发达的古代，也不是那么轻易的。
王昌龄自入仕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上当小官。
何况他两度遭贬，最终被分配到了龙标。
龙标在如今的湖南怀化黔城镇一带，唐朝时是个很偏僻的县。
李白当时听闻好友遭贬，心中惋惜愤慨，写下了一首传颂千古的赠别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诗中言“闻道龙标过五溪”，五溪指的就是“武陵五溪”，位于如今的湖南怀化。
由此亦可见，迁谪之地龙标，地处荒远，道路艰难。
王昌龄在偏远的龙标待了好几年，一个穷乡僻壤里的小县尉，能有什么机会得罪与他远隔千里的“大人物”亳州刺史呢？
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根据史书中的一些描述可以推测，应是与睢阳之战有关。
但使龙城飞将在
闾丘晓这个人，在唐史中没有什么存在感，他两次出场，还都与王昌龄有关。
一次是他杀王昌龄，一次是他被张镐杖杀。
至德二年，也就是757年，王昌龄冤死的那一年，宰相张镐奉命统领淮南各军事务。
当时，张巡被围困在宋州，情况十分危急。于是张镐便传令，命亳州刺史闾丘晓出兵援救。
然而闾丘晓这个人，独断专行，刚愎自用。
他担心战事失败殃及自己，畏敌不进，没有听从张镐的命令。
而等到张镐赶到淮口时，宋州已经沦陷了。
张镐大怒，闾丘晓也因违抗军令耽误战机，被下令杖杀。
这是《旧唐书·张镐传》中，对闾丘晓之死的描述。
其中提到的宋州，别名睢阳郡。
因此这里说的张巡在宋州被围困，指的就是安史之乱中非常著名且惨烈的睢阳之战。
从至德二年正月开始，张巡及其所部五六千将士面对尹子奇率领的十几万叛军，坚守孤城，与敌人浴血奋战了十个月。
睢阳是军事重镇，一旦失守，叛军就能够沿运河长驱直入，继而威胁到唐朝在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基地。
这对朝廷的经济和军事，都是极大的打击。
而张巡死守睢阳十个月，拖延、阻止了叛军南下。
在这十个月里，朝廷得以利用江淮地区的财赋资源进行恢复和准备，为反攻积蓄力量。
在睢阳陷落前不久，就成功收复了西京长安；睢阳陷落后十天，又收复了东京洛阳。
因此，睢阳之战的战略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可以说是唐朝能够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的关键一战。
与此同时，睢阳之战也是非常残忍、惨烈的。
在城中死守的战士们断粮后，不仅以草根树皮充饥，甚至开始“食人”。
《新唐书》载：“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
睢阳原有居民近四万人，而到城破之时，就只剩下了四百余人。
就是这样一场十分关键又极其惨烈的战役，闾丘晓为求自保，竟抗命不前，不肯出兵救援。
因此也能明白，张镐为何会勃然大怒，下令将他乱棍打死了。
而《新唐书》和《唐才子传》，对闾丘晓之死的描述要更详细一些。
据记载，张镐要将他按军法处置时，他还腆着脸祈求宽恕，说自己还有父母要赡养。
张镐不为所动，一句话就怼得他哑口无言，无地自容。
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
王昌龄的亲人，要谁来奉养呢？
张镐不提睢阳死去的上万百姓，为何单单只提到了王昌龄呢？
当时，张镐率领四镇的节度使前往睢阳救援，王昌龄的挚友高适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很多人认为，张镐杖杀闾丘晓，既是因他违抗军令，也与高适的授意有关。
张镐侠肝义胆，被称为唐朝最有人情味的宰相。
李白投到永王李璘麾下被肃宗流放，杜甫遭房琯兵败牵连，都有张镐挺身而出，施以援手。
如今高适和张镐要为王昌龄报仇，也是合情合理。
可闾丘晓毕竟是一州刺史封疆大吏，虽说军法森严，但处置他并不像处置士兵一样轻易。
如果王昌龄之死与睢阳之战没有半点关系，张镐会在这样的场合，以一段“私人恩怨”来回绝闾丘晓的祈求吗？
因此可以推测，王昌龄很有可能是在回乡途中路过亳州，得知了睢阳告急的情况。
而闾丘晓抗命拒绝引兵相救，令他愤慨不已。
于是王昌龄便大肆议论此事，甚至讽刺指责闾丘晓按兵不动的行径。
因此激怒了一向刚愎自用、傲慢自负的闾丘晓，惨遭杀害。
一个花甲之年致仕回乡的小小县尉，刚来到别人的地盘上，就阴阳怪气指责当地的大领导？
此举若是旁人所为，多少有些令人难以理解。
但要是放在王昌龄身上，那就再正常不过了。
一片冰心在玉壶
出身贫寒的王昌龄，自小就有雄心壮志。
二十几岁时，他投笔从戎，独自踏上了边塞的旅行。
穿越了萧关，渡过了洮河，越过了玉门关，直至碎叶城……
这些都是唐朝的边塞重地，是抵御外敌的前线。
在这里，王昌龄亲眼目睹了长城的牒楼和边塞的烽火，感受到了边塞将士的艰辛和大漠的苍凉。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昌龄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边塞诗篇。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这些诗篇不仅雄浑壮伟，更充满了对边疆将士生活的同情和对国家安危的忧虑。
他的诗歌中既有对战争残酷的直面描写，也有对和平的向往。
王昌龄的边塞诗，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他自己也有很大的影响。
带着一身边塞的风雪来到长安，这位豪情万丈、耿介坦荡的诗人，似乎注定要在尔虞我诈的官场屡遭碰壁。
进士及第后，王昌龄在秘书省任校书郎一职。
初入仕途的他，雄心勃勃，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然而秘书省是个没有实权的闲散机构，校书郎又是个基层文职。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令他感到了深深的挫败和寂寞。
开元二十二年，王昌龄授任河南汜水尉。
此时的大唐，表面强盛，实则腐败之风渐盛。在这样的官场环境中，王昌龄的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实现。
旁人长袖善舞、见风使舵，他不拘小节、不媚权贵。
因此处处碰壁令人惋惜，却也不足为奇，没过几年，王昌龄就被贬至岭南。
开元二十八年，他又被起用，任江宁丞。
县丞是个很尴尬的官职，名义上是县令的副手，有着监督县令的职责。
可担任县丞的，大多是遭贬的。初来乍到，没有靠山，县令怎会乐意与县丞分享权力呢？
因此县丞一职，说是形同虚设也不为过。
《芙蓉楼送辛渐》便是王昌龄在这时所作，其中流传千古的名句：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洛阳的亲友们问起我来，就说我的心依然像冰那样晶莹，像玉那样透亮。
冰心玉壶，是他的淡泊与廉洁，是他绝不会同流合污的坚定。
然而公元748年，他再度被贬至龙标。
两《唐书》中均称他“不护细行”，一些小事被人抓住不放，因此遭贬。
好酒贪杯，又因对官场的黑暗和任职不满，消极怠工。
他所作《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一诗，既有对大献仙术行为的不满，也否定了用战争来解决边疆问题的做法。
而此时的玄宗，穷兵黩武、沉迷仙术。
王昌龄直陈政事，几乎是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朝廷和决策者的不满。
八面玲珑、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在那时的官场上或许能轻而易举取得成功，却永远也写不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与赤诚。
王昌龄因其不拘小节的行为和过于正直耿介的个性，在唐朝复杂的官场中遭遇了不少挫折。
他因此屡遭贬谪，或许也是因此而丧命。
然而，王昌龄的诗歌成就并未因他的不幸遭遇而黯然失色。
相反，他的诗歌因其深刻的情感和高超的艺术成就流传千古，其才华和品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影响后世。
参考文献
[1]高文斌.王昌龄的边塞诗与盛唐气象[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20(09):175.
[2]历阳客.诗家夫子王昌龄[J].南京史志,1997(04):45-46.
[3]毕士奎.近三十年王昌龄生平事迹研究综述(1976-2006)[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03):21-27.
来源百家号：瞎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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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文学
发表于 2024-3-29 19:36:49
